文/許素蘭
兩個故鄉兩個童年
鄭清文,筆名「莊園」、「谷巴」、「谷嵐」;一九三二年生於日據時代新竹州桃園郡水汴頭,即今桃園市永安北路(舊稱「中埔仔」,簡稱「埔仔」),一個農村家庭裡,生父李遂田,生母楊柔。
埔仔位於桃園台地,村落所在形同谷地,以生產稻米為主,村中散見龍眼樹、荔枝樹、相思樹……,房子附近、田路間,則栽種竹子做成「竹圍」或「竹埒」,以防霜擋風;舊時只有一條小路通往桃園鎮上,村民勤勞、節儉、善良,是典型保守、幾近封閉的農村聚落。
鄭清文出生排行第七,之前有四個哥哥、二個姊姊。鄭清文還在母親肚子的時候,住在新莊開木器店的舅舅──鄭阿財與舅母官金蓮,因結婚多年始終沒有子嗣,便向鄭清文的母親「註文」──如果生下來的是男孩,希望能過繼給他們當養子。
後來,果然生了鄭清文。然而,「公媽疼大孫,父母疼屘子」,鄭清文的母親實在捨不得將屘子送給自己的弟弟,遲遲不肯履行約定。
直到週歲,鄭清文纏足的外媽(後來變成內媽),才半搶半抱地,從桃園揹著鄭清文,走了四、五個鐘頭的路,將鄭清文揹到新莊舅舅家。
從此,鄭清文成為舅舅的養子,改姓鄭
長大以後,鄭清文口中的「父親」,稱的即是舅舅,「母親」即為舅母;桃園生家的父、母親,則稱「生父」、「生母」。
不同於埔仔的純樸、寧靜,舊屬台北州新莊郡新莊街的「新莊」(今新莊市),曾經是「一府、二鹿、三新莊」、船隻來往、貨物集散繁忙的港市。流經新莊的淡水河河段淤淺、河港商機喪失後,新莊仍然存有打鐵、木器、糕餅、豆腐……等小製造業而成為半工半商的城鎮。
雖是過繼成為舅舅的養子,但是,鄭清文與桃園生家的往來還是很密切;小學時代,每到寒暑假,鄭清文回桃園更是一住就一、二十天。而逢年過節,難得殺雞,生母會特意留下雞腿,放在鹽甕裡醃存,等鄭清文回去再溫給他吃。鄭清文在〈檳榔城〉裡,曾寫道:「鄉下人的這種做法,雞腿是留給年紀最小的人吃的。」(《鄭清文短篇小說全集》卷三,p.166)雞腿的記憶,多少帶有母愛的象徵。
埔仔生家種有荔枝樹,每到荔枝成熟,鄭清文的生母總會在樹上留下一些荔枝讓鄭清文回去摘,若等不及鄭清文回去,生母也會想辦法保存一些荔枝,等鄭清文回去吃。鄭清文有一篇「少年小說」,題名:〈荔枝樹〉,內容描述兩戶人家因為荔枝樹而衍生恩怨的故事。鄭清文特意以「荔枝樹」為題材,而不選擇其他果樹,或許多少帶有懷念童年的意味吧!
直到現在,荔枝在鄭清文心中仍存有某種情感意義。
生母在鄭清文十二歲時過世
由於經常往返桃園、新莊兩地,鄭清文的童、少年生活因而交織著農村與城鎮的雙重影像,既熟悉新莊半工半商的城鎮生活樣態,也清楚桃園鄉下的農事與自然景觀,流經新莊的淡水河,更是鄭清文童年快樂的泉源。而取成長地「新莊」與出生地「桃園」地名尾字連綴而成的筆名「莊園」,除了字面具有「農村、農莊」的意思之外,不也是連結兩個故鄉、兩個童年的暗示嗎?
童年經驗與故鄉印象,日後更成為鄭清文小說創作的場景與材料,例如:〈水上組曲〉之以淡水河為背景,生動、細膩地刻寫淡水河不同時候、不同河段,或急或緩的水流;以新莊街路為場景的〈最後的紳士〉、〈圓仔湯〉、〈門檻〉、〈三腳馬〉、〈睇〉……等,則分別拼繪了包括慈佑宮、關帝廟、街役場、公會堂、屠宰場、海山頭……等鎮民活動場域。另外,鎮上傳統行業,如木器店、打鐵店……等,從產品製造過程到行業興衰流變……等,在小說中也都有詳實的描寫。而以農村為背景的作品,如〈髮〉、〈秋夜〉、〈故事〉、〈相思子花〉……等,則會出現死牛埤、後壁溝、土地公崁、王公廟……等埔仔的場景。
一九三九年,鄭清文入學「新莊公學校」(一九四一年左右改稱「新莊東國民學校」,即今「新莊國民小學」。),開始接受「日本教育」。
表面看來,鄭清文的家庭環境似乎沒有蘊育作家的條件──誠如鄭清文所說:「父親對我讀書,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帶我去入學,把我交給老師。」(《鄭清文短篇小說全集》別卷,p.4),未受學校教育的父母親(父親粗識文字,但不多),不知道如何鼓勵、督促小孩讀書,更不知如何規劃、栽培小孩成為作家。然而,越過時間的長河,重新回溯鄭清文童、少年的成長環境,對照後來所寫小說的內容題材、時空背景,卻可以看出:埔仔與新莊(包括淡水河)──一農一商、一靜一動、一向內一向外……兩種不同自然景觀、不同生活內容、行為模式……的文化衝擊與土地情感,似乎在童少年時代,即已不知不覺地,在鄭清文感覺敏銳、富於知性思考的心靈世界,埋下終將萌芽、抽枝開花的作家種籽。
一九四五年,台灣日據時期最後一年,鄭清文考上五年制私立台北國民中學(戰後改為市立大同中學,分初、高中兩部,各三年制),開始從新莊到台北的通學生涯。
此時已是戰爭末期,戰況非常激烈,台北也經常遭受空襲,學校因此常常停課,學生甚至還被海軍徵用幫忙各種工事。當時,鄭清文即被徵調到士林火車站,用輕便車把木材推到植物試驗所(即蔣家時代士林總統官邸),而在那裡聽到天皇「玉音放送」──日本無條件投降的消息。
在寫作中尋找自己尋找人生
戰爭結束,日本人隨即離開台灣,結束長達五十年的殖民統治;不久,國民政府來台接收,鄭清文也和當時許多台灣人一樣,開始學習中文。
一九四八年,鄭清文初中畢業;同年考進台北商職高商部。一九五一年,北商畢業。之後,參加就業考試,錄取分發華南銀行台北城內分行上班。
「華銀」是鄭清文第一個工作的地方,也是唯一工作過的地方──直到一九九八年一月退休,鄭清文始終待在華銀,除了總行、分行的調動,從未更換職場。
「銀行」雖然是一個終日與金錢、與數字為伍的地方,表面看來,似乎是不具文學氣息的場所,但是,靠著銀行固定的薪水收入維持家庭生活,卻也是鄭清文在工作之餘,得以安心寫作的主要原因。
鄭清文任職的華南銀行,訂有鼓勵員工進修的辦法,亦即:只要是正式行員,工作二年以上,若考上大學,可以保留職位,等畢業後再復職。
於是,在北商學長的鼓勵下,鄭清文一邊上班,一邊準備考試,而於一九五四年考上台大商學系。
由於高中唸的是商職,商學系裡有些課程對鄭清文而言並不困難,因此在大學時代,鄭清文比較有時間看課外書,除了文學書,鄭清文也讀微積分、哲學、心理學……書,這些書大都是日文書。
為了買書,又不好意思常向父親伸手要錢,鄭清文興起投稿、賺稿費的念頭。
一九五八年三月十三日,鄭清文在林海音主編的《聯合報副刊》發表第一篇小說〈寂寞的心〉。從此踏上漫長的寫作之路。同年六月,鄭清文台大商學系畢業;之後,入伍服預官役。服役期間,鄭清文仍有作品發表。
一九六○年,鄭清文自軍中退伍,復職華南銀行;同年與桃園縣龜山鄉陳淑惠女士結婚,陸續育有二女一男:谷音、谷懷、谷苑;鄭清文筆名之一:谷巴,即為「三谷的爸爸」之意。
一九六五年,鄭清文出版第一本小說集《簸箕谷》,當時沒有版稅,也沒有稿酬,出版社──幼獅書店,送給鄭清文一百本書,鄭清文高高興興地叫了一輛三輪車,將這些書從台北載回新莊。
三十三年之後(即一九九八年),鄭清文在「麥田」版《鄭清文短篇小說全集》出版的「新書發表會」上,回憶第一次出書時表示:「《簸箕谷》出版時,三輪車上除了一百本書之外,還有一顆高興的心。」可見當時青年作家初嚐出書時的欣喜情景,以及此事對於鄭清文文學志業的重大意義(而「全集」的出版,鄭清文則說:「今天這種高興的心,恐怕要用貨櫃來載才載得完。」)
一九六七年,鄭清文全家遷居台北市,住在和平東路一層二十四坪大的公寓房子;一九七三年再從和平東路搬到永康街公寓四樓較寬敞的樓層,定居至今。
從一九四五年就讀私立台北國民中學開始,鄭清文生活的場景,逐漸從埔仔鄉下、新莊舊鎮,延伸到台北都會;一九六七年定居之後,台北更成為鄭清文生命中的新故鄉,而鄭清文的小說題材,也跟著拓展、包涵了都會生活的形形色色,例如:以台北希爾頓、新公園及周邊道路為場景的〈掩飾體〉與〈合歡〉之分別敘寫都會中,以別人缺點掩飾自己卑微本性的公司職員,以及事業有成、心靈空虛的企業主;〈大廈〉之以買賣股票的都市女性為題材、〈雨〉之刻寫都會男女交往及其婚姻狀態、〈五彩神仙〉之表現都市人的價值觀念……等。台北都會生活的題材加入,使鄭清文的小說內容,更具多樣性,也更能反映時代面影。
以「文學救贖」心理,在寫作中「尋找自己,並希望能在尋找自己的過程中,逐漸純化自己」,把「尋找自己、尋找人生」,當作「創作的奧秘」的鄭清文(鄭清文〈尋找自己、尋找人生〉,一九七九年),寫作四十多年來,陸續完成二百多篇短篇、三部長篇、三本童話故事,這些小說創作,無一不出自一顆真誠面對人生、面對文學的創作心靈;雖然沒有特別標榜「為何而寫、為誰而寫」,但是,藉寫作「尋找自己、尋找人生」的創作筆觸,卻是伸向廣大群眾、伸向現實生活,而具社會意識與人道思想的。
鄭清文喜歡隱藏自己,卻擅於剖析小說人物隱微的深層心理;他筆下的小說人物,複雜而多樣,有渡船頭孤獨的船夫(〈水上組曲〉)、「及時行樂」的姨太太(〈姨太太生活的一天〉)、被兒子棄養的老人(〈永恆的微笑〉)、獨力辛苦撫養女兒的女司機(〈女司機〉)、慣於虛構新聞的記者(〈中正紀念堂命案〉)……等,不論人物的性別、年齡、職業、生活背景如何,鄭清文都能透過小說的情節敘述,細膩生動地寫出各式各樣人物的內心活動與行為特質,而引起讀者的共鳴與感動。
證人立場與冰山理論
初中時代,鄭清文因為家裡的人,時常提起薛仁貴、薛丁山、樊梨花……等民俗戲曲裡的人物,而曾經不求甚解地讀過隋唐演義、薛仁貴征東、征西……等通俗小說;高中時代也讀過部訂國文教材裡,徐志摩、朱自清、胡適……等中國白話文,然而,這些讀物卻僅是提供故事或奠定中文基礎而已,並未真正對鄭清文的文學養成,發生啟蒙作用。
鄭清文開始閱讀文學作品,並對後來的寫作有所影響,大概是在高職畢業以後,尤其是大學時代,鄭清文陸續閱讀了日本新潮社出版的世界文學名著。當時鄭清文曾經在舊書攤買到日本人離開台灣之前留下來的書,其中有一本《俄羅斯三人集》,即收有果戈里、契訶夫和高爾基的作品;在這三個人裡面,鄭清文最喜歡的便是契訶夫。
契訶夫認為,作家的責任,在於「只做證人,不做判官」;亦即:在作品中,作家只需要,也只應該站在客觀立場,將事情呈現在讀者面前,讓讀者閱讀之後,自己思考,而不能代替讀者下結論、作判斷。
鄭清文的小說創作,較常採取「客觀呈現」(showing)的敘述方式寫作,較少以「主觀講述」(telling)的手法表現,即多少受契訶夫此一觀念的啟發。
在情節描寫方面,契訶夫秉持「情節再重大的事情,只須輕輕的提到」、不渲染、不誇張的寫作原則,也正契合鄭清文的氣性,而薰染了鄭清文清淡、澄明的文學風格。
除了喜愛契訶夫,鄭清文的小說創作也深受海明威「冰山理論」影響,而具有含蓄、節制之風格特色,認為作家寫作就像「冰山」,浮出水面被讀者看到的只有十分之一,其餘十分之九,作家雖然明確知道自己要表達什麼,卻故意隱藏起來,等待讀者自己發現。
因為「節制」與「含蓄」,鄭清文的小說,相對地隱藏了許多等待讀者挖掘的思想內容,也壓抑了許多原本糾結激盪的情感波動。
小說內容思想的含蓄隱微,對於讀者而言,是閱讀的挑戰、思考的震盪,也是鄭清文小說魅力之所在。情感的壓抑、節制,則一方面凝聚鄭清文小說的內在張力,另方面也彰顯了鄭清文小說,冷靜、客觀的「證人立場」,表現出內容與形式的一致性。
鄭清文閱讀相當廣泛,在契訶夫、海明威之外,還讀過福克納、吳爾芙、赫塞、莫拉維亞、福婁拜、喬依斯、谷崎潤一郎……,以及托爾斯泰、屠格涅夫、果戈里、杜斯陀也夫斯基……等人的作品,尤其是六○年代曾在台灣引起流行的義大利作家莫拉維亞(ALBERTO MORAVIA,一九○七──一九九○),和海明威同樣以精確、簡單、節制的文字風格見長,其作品也深獲鄭清文喜愛。
鄭清文文學的啟蒙,雖師承多位世界文學名家,但並非未經取捨地全盤模仿,而是消化名家作品,將名家作品當作滋養文學血肉的養分,再從中擷取契合自己心性,適合用來表達自己理念的技巧或構想,寫出具有個人風格特色的作品。
文學是生活、藝術、思想
鄭清文的小說寫作,一貫秉持「文學,是生活,是藝術,是思想」的創作理念,重視小說內容的現實性、藝術性與思想性。
鄭清文認為文學是廣大人民的生活反映,寫實精神是文學的重要特質之一,而「寫實精神就是詳實紀錄著和故事有關的細節」(鄭清文〈評「竹叢下的人家」〉,一九九二年);「一篇文章,或一本文學作品,細節的正確性和豐富性,往往可以決定他的價值或成敗。而這些細節,大部分來自生活,來自社會。」(鄭清文〈深入生活、深入人間〉,一九九三年)
因為重視內容的現實性、細節的豐富性與準確性,鄭清文往往能夠透過小說的情節敘述,描繪出台灣各階層人們的生活樣貌,為台灣社會逐漸消失的集體記憶,留下珍貴的文化資產。
除了透過小說細節反映生活,自然、生活化的小說語言的運用,也是鄭清文表現「文學,就是生活」的方式之一。
鄭清文的文字書寫,主要以華文為表達系統,生活語言則以閩南語為主;他的小說既以台灣人民的生活為描述對象;以台灣社會,尤其是以閩南人佔大多數的埔仔鄉下,或新莊舊鎮為背景,其小說語言之融合華文語句與閩南語語彙,甚或摻雜閩南語語法,形成「華文書寫台灣化、生活化」的語言風格,不僅在小說中保留與紀錄了具有文化意義的生活語言,也標示出台灣文學的語言特色。
這是鄭清文小說中,相當值得珍惜的特點之一。
鄭清文的小說,給人自然、平實、素樸的感覺,表面看來,似乎是沒經過什麼「藝術化」的處理,但是仔細閱讀,卻可以發現他的小說,從叙述結構、人稱觀點、敘述者身份、情節安排,以至於小說語言的運用,都是經過縝密構思,精緻而細膩的,「自然」、「平實」、「素樸」的風格呈現,是鄭清文「文學,是生活,是藝術」之文學觀的美學實踐,也是鄭清文所追求的藝術境界。
如果說,「現實性」是作家表現其作品之社會關懷的指標之一;那麼,「思想性」則是體現作家個人之生命觀、社會觀、道德觀、世界觀、宗教觀等思想內涵的重要表徵。
鄭清文雖然不喜歡直接在作品中「談思想」,但是,透過小說中各種生活狀態的描寫,如〈三腳馬〉之敘寫「三腳仔」人格特質之形成過程與歷史背景;〈春雨〉之敘寫生命傳承與子嗣問題;〈局外人〉之敘寫「高貴的殺人動機」等,在作品中,鄭清文卻經常或隱或顯地,表露他對各種社會現象、生命情態的觀照與人生態度,而深具思想性。
冰山底下的大水河
鄭清文出生於日據時代末期,個人生命經歷了台灣社會六、七十年來,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的種種變遷;他的文學記錄了六、七十年來,台灣已消失、或逐漸消失的某些社會面貌;也描繪出慢慢成形的、新的社會情狀、生活方式、精神特徵……,既是「土地的文學」、「生活的文學」,也是「人的文學」。
出生地的埔仔、過繼之後的新莊,以及定居的新故鄉——台北,雖是鄭清文個人有限的生命舞台,但是,透過文學表現,這三個地方,卻連綴成台灣六、七十年來,從農村而小鎮而都會的發展動線,描繪出台灣社會變遷的軌跡。
四十多年來,在盡職地為生活工作外,鄭清文始終固守文學立場、堅持理念的作家身影,恰似他的故鄉大水河畔孤獨的船夫;他認真、默默努力的創作態度,也恰如船夫之忠於渡船工作。
四十多年的時間過去了,從五○年代的「反共文學」、六○年代的「現代主義文學」、七○年代「鄉土文學」、八○年代「政治文學」,以至於九○年代之後,「都市文學」、「女性書寫」、「情色書寫」之紛紛出現,台灣文學界,潮水般,各種流行潮流來了又去、去了又來,變換不停。
任憑潮流如何變化,鄭清文始終立足台灣、堅持風格,與各種流行書寫,保持距離卻不疏離的創作態度,與淡水河畔的船夫,不管河道如何變形、天候如何惡劣、暗夜如何可怖,始終不離崗位、日夜守在渡船上的敬業精神,基本上是相同的。
鄭清文的小說,以其社會性、現實性,自然接合自日據時代以來,台灣新文學的寫實傳統;由於風格獨特,不僅在同世代作家中,鮮明地標識出個人色彩,在前行代,乃至於後起的作家群中,也難以找到源流傳承者,在整個台灣文學的系譜上,他的身影是獨特而鮮明的:在他之前幾乎沒有一位作家,曾經以那麼簡約、清淡、素樸的文字風格,書寫那麼多樣複雜、涵蓋各種人生風貌、文學純度百分之百的小說;而到目前為止,也似乎尚未出現「第二個鄭清文」。
因為含蓄、節制,因為「冰山理論」的堅持,鄭清文的小說總給人細密、深邃、冷凝的感覺,有如冰山。
然而,撥動冰山浮出水面的冰尖部分,隱藏在冰山底下的,卻非凝滯沈重的冰塊,而是鄭清文以深刻敏銳的人生觀察,豐富廣博的閱讀經驗為源頭,匯聚各種類型的題材書寫,壯闊寬廣,不斷向前奔流的文學大水河。
大水河是具有時代性、社會性的一條河;也是蘊含深刻思想、細膩情感的河流。它包括了各種面向的生命內容,也涵括各種人生圖像,其所表現的河域景觀,豐富多變,有時激烈、有時平和,有時宏闊、有時細緻,充滿豐沛的生命力,是一條值得親近、值得閱讀的河流。
作者/許素蘭
一九五三年生,台南市人。成功大學中國文學學士,靜宜大學台灣文學碩士。曾先後擔任「鳳凰樹文學獎」、「府城文學獎」、「吳濁流文學獎」、「賴和文學獎」評審,現任靜宜大學中文系兼任講師。著有:《昔日之境──許素蘭文學評論集》;散文、評論合集《文學與心靈對話》;碩士論文《冰山底下的大水河──鄭清文短篇小說研究》;單篇評論:〈愛在失落中蔓延──李喬《情天無恨》裡情愛的追尋幻滅與轉化〉、〈流亡的父親.奔跑的母親──郭松棻小說中性別烏托邦的矛盾與背離〉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