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石濤常用「當作家是受到天譴的工作」來形容自己的處境。

很早就因為小說創作和文學評論的成就而被尊稱為「葉老」的葉石濤，面對許多人在他獲得「國家文藝獎」之後，向他詢問作家所做的還是不是天譴的工作時，反問道：「你告訴我，現在，作家所做的為什麼不是天譴的工作？」

「你不斷的寫，不斷的工作，可是，社會大眾並沒有特別關心你的作品，讀者的反應或者作品的影響力都看不到，你的收入也沒有增加。這樣的情形很可能是這個時代的特色，這個我也明白。但是，像我這樣寫了快六十年的老朽作家回頭去看台灣作家的遭遇，實在不能不發出作家所做的是受到天譴的工作的聲音。」葉石濤在自己高雄勝利路住了四十多年的房子二樓書房緩緩地接著說：「如果不是受到天譴，就是因為這個人太傻，才會繼續寫下去。」

回顧葉石濤的寫作生涯，我們會發現葉老很可能是既被天譴又傻得可以，才會倏忽度過了一甲子的台灣作家生涯，又能不改其志地繼續創作。前年獲得國家文藝獎文學類獎項的鍾肇政曾經為文寫道：「其實，葉石濤作為一名台灣作家，他的遭遇根本就是一種典型。」。

自覺與葉石濤有「相濡以沫」之情的鍾肇政說：「我對他一直有著濃重的依賴感。我總覺得，在我們這一群無助無告的夥伴當中，有葉石濤其人在，便等於有了一根擎天巨柱，起碼可以撐起一份小小的、可憐兮兮的局面。憑他那一枝評論、創作的筆，我願意深信有那麼一天，我們可以爭得一塊文學天空。」

葉石濤十八歲就以日文寫作在日據時期的文壇綻露頭角，他在文學評論與創作上的成績，確實已在台灣文學的天空為自己也為文友們爭得一塊天空。他生命經歷上的種種遭遇，則有如小說情節般地曲折。

出身府城世家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一日出生於府城台南的葉石濤，祖父是前清武舉人，祖母是前清秀才的女兒，當時的葉家算是府城的世家。

葉石濤小時候所居住的「葉厝」由曾祖母所統率，小時候身邊圍繞的不是幫雜或親戚貼身的年輕丫頭，要不就是一大堆嬸嬸和姑姑，「從小我就在一大群女人圍繞中長大」。但是，這個彷彿是《紅樓夢》賈府的大家族，家產傳到他父親那一代，卻在「耕者有其田」政策、償還債務、以及家族親友暗槓家產等現實壓力下，讓他成了沒有土地可以繼承的第八代地主之子。

雖然家道逐漸中落，但是大家庭裡的排場、講究和金錢上的闊綽，卻讓葉石濤可以在成長過程裡，恣意浸淫於藝文愛好之中。葉石濤對於文學的興趣，在開始接受學校教育之前就已經萌芽，進了學校之後，因為小學一到四年級的山口老師對兒童文學很有興趣，鼓勵學生讀安徒生童話或格林童話，他也因此開始勤於閱讀課外讀物。

一九三○年代的台灣，日本殖民政府已經因為戰爭而加緊對於物資的管制，但是生活在世家安逸環境裡的葉石濤，還是可以悠遊於文學的世界裡。「那時候，日本人翻譯出版了法國作家羅曼．羅蘭的《約翰．克里斯朵夫》，一共有八本，一本八毛錢總共要六元四毛錢，我跟我父親說要拿錢買書，他馬上拿了十元給我。」到底父親順手給的這筆零用錢有多大，葉石濤只是輕描淡寫地說道：「當時，十元就夠普通人過一個月生活。」

關於學生時代的閱讀經驗，葉石濤曾在〈一個台灣老朽作家的幼、少年的時代〉裡寫道，「讀日本文學已經變成我日常嗜好，我從明治時代作家進入大正作家作品的世界；從夏目漱石、芥川龍之介、白樺派新感覺派到一些勞農派左翼作家無一不讀。大約在中學二年級以前，我大概把日本文學史上最主要的作家都讀遍了。之後，我的興趣轉到法國文學、舊俄文學、英美文學，以及弱小國家民族文學，幾乎迅速地瀏覽了世界文學，對整個世界文學的主潮流有了清晰的概念。」

除了文學世界，葉石濤還在學校裡對於考古學產生了極大的興趣。

就讀府城州立台南二中高三時，葉石濤加入了每週都得進行田野調查的「博物同好會」。負責指導的日籍老師帶領這些高中生四處挖掘先民遺跡，同時還詳細解說相關的人類學與文化史知識。這位研究台灣貝類有成的金子壽衛男老師，戰後回到日本還在大學裡成了台灣考古學的專家。

葉石濤曾在描述這段回憶的〈考古夢〉一文最後問道，「不知現今的高中生，有沒有此類兼有學術性和健康性的課外活動？」事實上，高中生活最後一年的這個社團活動，差點就改變了葉石濤的人生旅程。「原本二中畢業到日本求學之前，我有想到或許可以考慮念考古人類學。結果，船出了基隆港就被美軍潛艇擊中，我們一堆同學泡在水裡半天才被救起。這麼一來，進大學的夢也一起被打碎，只好走進社會，開始走上文學的路。」


耽美嗜讀的青年作家


二次大戰結束之前的台灣文壇，以張文環主編的《台灣文學》和西川滿主持的《文藝台灣》為最重要的發表園地。經常被稱做「日治時期作家最後的代表」的葉石濤，高中剛畢業就有文章被刊登到《文藝台灣》上。

學生時代就一直大量閱讀世界文學的葉石濤，「日子一久，自然就覺得技癢」開始投稿，並且以〈林君寄來的信〉一文獲得西川滿的青睞。這篇文章發表於一九四三年四月號的《文藝台灣》，後來由鍾肇政翻譯收錄於前衛出版社「台灣作家全集」的《葉石濤集》。從這篇充滿耽美氣息的獨白文體裡，我們可以讀到少年葉石濤的青澀情愁。

出身日本貴族之家的西川滿有意培養這位青年作家，十八歲的葉石濤還因此受邀，從台南搬到台北在「文藝台灣社」擔任助理編輯。

早稻田大學法文系畢業的西川滿有計畫地訓練葉石濤閱讀法國文學，並且很關心他的生活品質。葉石濤記得西川滿每個月都要帶他去「城內的掬水軒或市公會堂的餐廳吃西餐」，一方面慰勞他的辛勞，一方面教他吃西餐的種種禮節。他在西川滿一九九九年去世後所寫的〈敬悼　西川滿先生〉裡回憶道，看西川滿從切牛排到吃牛排，「真是優雅的動作，令人嘆為觀止」。同時，「看他啜飲咖啡的表情，我才意味到吃東西的藝術」。

然而，葉石濤很快就發現自己對於台灣文學的信仰，和恩師有著根本的歧見。他說西川滿「特別喜歡描寫台灣這一塊美麗風土所隱藏的強烈的異國情趣」，這樣的文學態度「使我覺得厭惡至極」。更重要的是，葉石濤非常不能認同西川滿將「台灣文學」視為「日本文學」裡的一支。

辭掉《文藝台灣》的工作後，葉石濤返回台南在立人國小當起小學老師，接著是受到徵召入營當兵一直到戰爭結束。葉石濤生命中的第一件差事，讓他從西川滿身上「學到了一個作家的基本條件：那就是作家要認真生活，刻苦過日，孜孜不倦地寫到死。簡言之，作家必須是人道主義者，奉獻和獻身是作家唯一的報酬。」


歷史從來沒有還給這些人公道


葉石濤計畫中的戰後文藝生涯，是學習中文重新走上寫作之路，而「這種溫熱的夢想竟使得我如喝醉了一般，飄飄然，非常快樂。」從日文書寫轉換跑道到以中文創作的過程裡，青年小說家兼評論家葉石濤走來並沒有太過艱辛。一九四○年代後期，他在中華日報的「日文版文藝欄」與文藝副刊「海風」，以及新生報副刊「橋」，持續發表小說、翻譯與評論文章。

然而一九五○年代初期開始的「肅共」白色恐怖行動，卻讓葉石濤身邊的部分朋友一個個消失。「我也忽然產生某種念頭：既然談得來的所有知心好友都鋃鐺入獄，唯有我一個人孤苦伶仃地活在這恐怖黑暗的社會，倒不如乾脆坐牢算了。」葉石濤在〈細說五○年代的白色恐怖〉裡這麼寫著，而他果然也在一九五一年九月被捕入獄。

軍事檢察官因為葉石濤曾經向台共支部領導人購買《新民主主義》和《論聯合政府》等書籍雜誌，而以「違反匪諜檢肅條例」對他提起公訴並判處了五年的徒刑。「五○年代的白色恐怖對台灣前進的知識分子而言，是史無前例的一場大浩劫。眾多的台灣elite（秀異分子）因而喪命或在牢裡度過大半人生，無聲無息地與草木同朽。這些苦難的歷史一直埋葬在台灣歷史的墳墓裡，台灣民眾不是一無所知就是噤若寒蟬，沒有一個人敢於提起。歷史從來沒有還給這些人公道」。被關了三年才出獄的葉石濤，心中暗暗地產生了「重組戰後台灣知識分子的受難史」的寫作決心。

然而曾被西川滿形容為「紅顏美少年」的葉石濤，出獄後卻發現自己根本就像是個瘟神般地不受歡迎。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自來水公司當臨時工，主要工作是倒茶掃地跑郵局，「最令人難受的莫過於在灼熱的密室裡燒boiler從事消毒滅菌的活兒了。我常一絲不掛地邊幹活邊淌下了淚，很清楚我正在糟蹋我底身心。」一直到一九五五年，葉石濤才又回到校園任教。

坐完政治牢剛進小學教書的葉石濤，當時最被家長佩服的是「抓學生的本領」，經常每天天剛亮「就騎上借來的腳踏車去個村落抓缺課的學生，然後才去上班。」鄉村教學的經驗，讓葉石濤獲得體認農村生活的機會。雖然他經常得在白天授課之餘，負責許多額外的行政工作；但是「夜晚才是我真正打仗的時刻」，葉石濤用晚上來閱讀書報雜誌和寫作。一九六五年，葉石濤終於又重新開始筆耕的生涯。

葉石濤因為白色恐怖而中斷將近十五年的創作，開始一路持續不斷到今天。


以台灣為中心寫評論


「作家本來猶如一隻吃夢維生的夢獸，他哪裡知道這個夢獸也需要靠麵包生活，而麵包並非終日作夢就可得到的呀。」葉石濤在《追憶文學歲月》一書裡，這麼形容作家的特質。他自己以白天的教學工作來賺取麵包，晚上則持續地吃夢維生並吐夢為文。

從一九六五年到七一年，葉石濤就發表了《羅桑榮和四個女人》與《葫蘆巷春夢》等五本小說集。一九七○年代到八○年代則整理出版了《葉石濤自選集》和《卡薩爾斯之琴》等五本小說集。事實上，葉石濤在一九六五年重返文壇同年所寫的〈台灣的鄉土文學〉，同時也為他往後大量台灣文學論述的問世進行了預告。

雖然葉石濤在一九七七年發表的〈台灣鄉土文學史導論〉，被形容為這樣的強調鄉土文學是在倡導政治上的分離主義，而將之形容為是引發「鄉土文學論戰」的導火線。但是，葉石濤覺得真正的台灣鄉土文學創作並沒有受到這個論戰多少的影響。他在這篇文章裡針對「台灣鄉土文學」和「台灣意識」，提出這樣的看法：「台灣的鄉土文學應該有一個前提條件：那便是台灣的鄉土文學應該是以『台灣為中心』寫出來的作品。換言之，它應該是站在台灣的立場上來透視整個世界的作品。」葉石濤認為作家的題材可以非常自由，但是「他們應具有根深蒂固的『台灣意識』，否則台灣鄉土文學豈不成為『流亡文學』。」

所謂的「台灣意識」是指「必須是跟廣大台灣人民的生活息息相關的事物反映出來的意識才行」。否則就「無異是使用中國語言去寫的某種外國文學罷了。」他對於自己在台灣文學發展上，所應該扮演的角色其實是很清楚的：「我渴望著蒼天賜我這麼一個能力，能夠把本省籍作家的生平、作品，有系統的加以整理，寫成一部鄉土文學史」。

從一九六五年開始，葉石濤發表了超過二百篇以上的世界文學與台灣文學的作家論、作品論和總論性質評論文章。他在《文星》雜誌發表〈台灣的鄉土文學〉二十二年之後所出版的《台灣文學史綱》，正是對於為建立「台灣鄉土文學」研究論述的紮實回應。

這本後來被翻譯成日文出版的《台灣文學史綱》並沒有限定以白話文創作，或僅限於出生在台灣的作家作為研究範疇。一六五二年因颱風漂泊而來台的明太僕寺卿沈光文，在台組織「東吟社」致力於舊文學傳播的作為，被葉石濤評為「台灣文學史上頭一個有成就的詩人」。僅由此點，我們就可以發現葉老心中所懷台灣文學視野之高、之廣。

「史綱」全書分七章，他並在章首以一句話來描繪那個斷代的台灣文學特色：

　　四○年代的台灣文學──流淚撒種的，必歡呼收割！
　　五○年代的台灣文學──理想主義的挫折和頹廢。
　　六○年代的台灣文學──無根與放逐
　　七○年代的台灣文學──鄉土乎？人性乎？
　　八○年代的台灣文學──邁向更自由、寬容、多元化的途徑。

葉石濤以個人之力在尚未解嚴的年代寫成的這本鉅著，本身就是台灣文學歷史上值得脫帽致敬的一件事。


動人的發言慾望


評論家楊照認為：「葉石濤可以說是最認真在閱讀台灣文學的人。而且他不只閱讀，他還把這些閱讀經驗整理出歷史的序列。」

他在一篇評論「葉石濤的文學生涯」的文章裡，開宗明義的指出「葉石濤是台灣文學史上的一個異數。所謂異數當然是相對於『典型』而言的。」楊照認為「葉石濤的『異數性』表現在長久而堅韌的創作、發表決心…，和其他『典型』台灣作家相比較，葉石濤的『發言慾望』格外強悍驚人。」

《台灣文學史綱》由「文學界雜誌社」出版了之後，葉石濤在台灣文學研究上的「發言」並沒有減少。《台灣文學的困境》、《展望台灣文學》和《台灣文學入門》等論述，陸續地集結出版。同時，葉石濤並大量地書寫小說、散文和回憶性的文章。

彭瑞金在前衛版《葉石濤集》序言裡開宗明義寫道：「戰後，在所謂跨越兩個世代的作家中，葉石濤應該最具典型的一位了」。他並在《葉石濤評傳》指出，葉石濤不僅從日文寫到中文，從小說寫到評論，而且因為「長時期參與關懷文學活動，文學經歷就是一部活的台灣文學史」。

透過葉石濤一九八三年開始陸續出版的《文學回憶錄》、《府城瑣憶》和《一個台灣老朽作家的五○年代》等作品，我們的確在其中看了台灣文學史隨筆式的動人描述：「楊逵躺在棺木裡很安詳的閉眼睡息，似乎走累了剛躺下來歇息的樣子。他是喜歡用洋火腿下酒的，當我看到他的臉，我想起了他嘴饞地切開洋火腿的光景。楊逵有非常洋化的一面；他喜歡讀Time，吃洋火腿以及慢跑。」這是葉石濤參加先輩作家楊逵喪禮的回憶描述，我們似乎透過他的筆觸看到楊逵更人性化的一面。

葉石濤認為自己是「天生的觀察者不是行動者」，而且「一輩子的目標是成為一個作家」。我們一方面在他的回憶性文章裡看到早期台灣的種種風貌，一方面也可以讀到與他往來的台灣作家生活與創作上的點點滴滴。

一九八九年，葉石濤獲頒「鹽分地帶文藝營文學貢獻獎」，在獲獎之前幾年，他就已經在文章裡，表達出他對於這個南台灣文藝盛會的情感投射與期許：「鹽分地帶文藝營已經辦了十三年，我每一年都參加，從五十四歲的黑髮時代到六十七歲的白髮時代，這兒埋葬了我太多的記憶，每年看到廟前豎立的象徵鹽分地帶文藝營的那風車隨風旋轉我就禁不住有一股歡樂與淚水交錯的感慨猛上心頭。」

我們在葉石濤持續創作的小說裡，同樣可以發現「歡樂與淚水交錯的感慨」轉化後的許多深度思考與反省。


憂而不傷的小說


德國漢學家馬漢茂教授生前訪問葉石濤時，曾提到他覺得葉石濤的作品「感覺好像是自傳的文學」。

葉石濤回應表示，他的創作其實都是想像出來的，他寫作最感重視的手法和主題是「用台灣文學傳統的寫實主義來寫台灣人民生活的痛苦」。「我的小說最重要的特色是種族的問題，日本人和台灣人、外省人和台灣人、平埔族和原住民等等。其次是歷史的問題。」關於平埔族和原住民的故事，葉石濤在二○○○年重新增訂出版的《西拉雅末裔潘銀花》，便是以西拉雅族女子潘銀花為主角，首度將西拉雅族的文化置於台灣作家的創作舞台中心。

在葉石濤一九八○年代末期之後陸續問世的小說裡，「白色恐怖經驗」是相當重要的主題；他並分別以日據時期台灣人民生活百態，和一九五○年代為兩個重要時代背景來創作。前者可以二十四篇短篇小說集結而成的《紅鞋子》為代表，後者則以《台灣男子簡阿淘》最受注目。

「台灣有關白色恐怖的小說和報導不少，多少帶有點英雄主義的氣慨。我這本小說雖以白色恐怖時代為背景，但我所描畫的作品中人物都是庸庸碌碌的凡人。糊裡糊塗地被白色恐怖的時代機制所吞滅而並沒有一點英雄氣慨。真是慚愧。」葉石濤在《紅鞋子》再版序言裡的說法，明白地讓我們知道他所要呈現的是：小人物在錯亂的時代氛圍所受到的迫害與扭曲。此時他的寫作手法，已經完全不同於日據時期所奉行的浪漫主義風格，而是「採用最古老而樸實的寫實主義，唯有這種原創性的技巧，似乎才有效於呈現瑣瑣屑屑的日常性生活。」

葉石濤《紅鞋子》書中少數幾篇小說的時空背景，從日治時期延展到「二二八事件」之後。與書名同名的小說〈紅鞋子〉主角簡阿淘是單純的知識分子，卻在看完電影「紅鞋子」當晚被捕入獄，以知匪不報判刑五年。這篇小說描述了白色恐怖時期台灣知識分子的處境，同時也為葉石濤在下本書《台灣男子簡阿淘》，以簡阿淘為主角的一系列白色恐怖經驗小說揭開序幕。這次，小說主角由台南府城的小老百姓轉換到知識分子身上。

雖然《紅鞋子》與《台灣男子簡阿淘》書中人物所受的苦難，很難不讓人聯想到可能是作者葉石濤親身經歷的變形。然而，我們在葉石濤的小說當中卻不會讀到多少的「魑魅魍魎」，反而會覺得「憂而不傷」的了然心境歷歷在目。葉石濤實在不是他口中的「老朽作家」，而是一個能持續寫出深度情感的精采創作者。


跟我的時代說再見！


陸續獲得「府城文學貢獻獎」、「台灣文學家牛津獎」和「八十九年度行政院文化獎」等獎項的葉石濤，今天在被問到對於有志於寫作的年輕人的建議時，他心目中的作家標準並沒有降低：「他要有十二分的決心和努力，要不斷地寫，要不斷地想到要為弱勢的一方發言，要記得所有的創作，都應該對台灣、對人類幸福和進步有幫助才行。」

至於獲得「國家文藝獎」的感想，除了「感謝再感謝」之外，葉石濤卻立刻以評論家冷峻的角度來評論自己得獎的特殊意義：「這個獎是用來跟我的時代說再見！」因為他覺得與他同輩的作家所描繪出的台灣圖像實在太悲情、太壓抑了：「最近幾十年來的台灣已經有太多的進步和改善，我真的非常期待年輕作家不要忘記前人所建立的文學傳統，而且還能繼續在筆下創造出屬於這個新時代的世界來。」

「在台灣做個作家既不帶來財富，亦不帶來快樂，忍耐了漫長的，寂寞而孤獨的書寫生活，沒給折磨而死，真是奇蹟。」葉石濤在《追憶文學歲月》自序，這麼形容台灣作家的處境。奇蹟也好，天譴也罷，葉石濤早在十五年前出版的《沒有土地，哪有文學》裡就肯定地說道：「這塊豐沃的土地養育了我們」，同時「將永遠地提供我們子孫以生活之糧及青翠欲滴的生存空間。」

現在，我們也和高齡七十六歲仍舊創作不輟的葉老一樣期待，這塊豐沃土地所會創造出「屬於這個新時代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