顛沛流離的童年

許多和杜黑教授合作過的人，都覺得他的個人色彩強烈，對事情的堅持，那或許和他小時候的生活環境有關。

民國三十三年杜黑生於四川成都，但他父親是遼寧人，出身東北講武學堂，因為帶著軍隊和家人，在戰亂時期南遷，抗戰結束曾短暫回到東北，老家種植蘋果，是較傳統保守的家庭。杜黑的母親則是蘇州美術專校，老家在南京，家庭風氣開放，女子既不需纏小腳，又可以讀書。

國共戰爭期間，一家六個兄弟、兩個姊妹和父母從瀋陽到南京，而後到四川，貴州，昆明，眼看即將可以搭上飛機到台灣，但為時已晚。他們只好從滇緬公路偽裝商人逃出來。

一路多曲折，在中緬交界的畹町遭扣留，家當丟光，杜黑就在那兒開始念小學，後來再到緬甸、金三角，念二、三年級。這些童年的經驗，磨練出他的個性，例如在金三角的時候，都是騎著馬，從一個城逃到另一個城，馬隊陣容近百匹，八歲左右的他也必須單獨騎，父親告誡他：「萬一不小心從馬上掉下來，那也是自己的事！」所以自幼他就接受這樣嚴謹自持的訓練。

學音樂的抉擇

十歲時到台灣，在桃園八德鄉宵裡國小碰到一位音樂老師，是位原住民，教他看譜唱歌。升上桃園中學時，一群青澀的男生中如果有誰會看譜，那簡直被當成「天才」，他自己也很喜歡，決定將來要讀音樂。當時眷村社會對於男孩要學音樂這樣的事，覺得遙遠而難以理解，但杜黑的家中，因為母親本身學畫，她想，有個兒子學音樂，也很好；父親則認為，反正有六個兒子，「報銷」一個沒問題，所以對他往這條路發展並不反對。

民國四十八年考入省立台北師範學校音樂科，進入學校後才開始接受正規的音樂教育。杜黑並未覺得自己從此如魚得水，反而覺得自己學習音樂的的過程一直不順利他說：「在校時各科成績都很好，問題是成績不代表什麼，我覺得音樂這條路無法走下去，既不能成為鋼琴家，也不能成為聲樂家。」民國五十一年畢業後，在台北教過三年小學，家人鼓勵他繼續念大學，於是考上文化大學音樂系主修理論作曲。

在大三時，杜黑覺得自己並不適合走創作的路。他說：「我很佩服那些寫作的人，因為那樣的創作必須要在很孤獨的環境，要能離開人，那不是聰明才智而是性向的問題，如果把我關在房間裡要我創作，還沒一天我一定已經爬牆而出。」

畢業後因為成績優異，留在學校擔任助教，前後七年的時間不算短，因為雖然確定知道自己不會走上音樂創作的路，但又還沒有找到一條能夠甘之如貽走下去的路；另一方面，家庭經濟環境只供應孩子們讀到大學畢業，往後想做什麼，都必須靠自己。


音樂生涯的轉捩點


在文化大學擔任助教的時期，重要的轉捩點是民國六十年時，系主任從紐約長島延請了一位包克多（RobertW.Procter）教授來台，由杜黑擔任他的助教。包克多教授無論指揮、作曲都深具音樂素養，跟隨著他工作，彷彿為杜黑開啟了一扇新的門窗杜黑解釋：「因為當時的環境，音樂只是一種身分的代表，不可能成為可以畢生投入的事業。台灣的音樂師資雖然優秀，但無法使學生體悟到念完音樂後，將來的路該怎麼走。」包克多教授帶來許多他的工作、音樂觀念，他每一天的生活，全然投注在音樂與教學上，那段時間提拔了許多學生。


赴美攻讀學位


民國六十四年左右杜黑開始隨包克多教授學習指揮，並經由助教、講師以及帶領社團合唱團的工作，累積了許多音樂行政、演出台前、台後的實務機會。民國六十七年赴美國普林斯敦西敏合唱學院指揮研究所攻讀，後又轉赴伊利諾大學，得到全額的獎助學金。

六十九年升入該校指揮博士班，那年，杜黑覺得已經三十七歲了，課程差不多已修完，大部分的時間都花在圖書館寫論文，而他心中知道，還有許多真正指揮的問題待解，剛好台灣幾所學校都在徵詢杜黑返台教學的意願，他和指導教授討論後，「念一個博士容易，找到一個教職困難」，決定先回國投入教學，後來一頭栽入工作之中，直到今天。

這一段在文化任教和國外深造的經驗，不但使得杜黑確立了自己音樂這條路該怎麼走，也使得他的指揮技巧和音樂行政能力，累積了相當扎實的磨練和資歷。


投入生命的事業


另一段影響杜黑甚深的轉捩點，是民國七十年回到台灣後和許多樂團合作，深覺實在需要一種固定的演出、排練場地和發表空間，諸如此類的問題，讓他產生了一個「天真」的念頭，於是，七十七年申請成立「財團法人台北愛樂文教基金會」，由熱心的企業家贊助，杜黑「走上了不歸路」，將全數的精神和時間，投入基金會的發展。

杜黑以專業的音樂素養，放射狀地經營他所選擇的「音樂事業」。他說：「一般人都把音樂當做職業，看待成一種謀生的能力，但我認為音樂是生命的事業，需要經營和思考。」在個人的音樂專業方面，他始終是一位用心且傑出的合唱指揮，持續地堅持音樂教學工作，近年來更為國際重要合唱比賽擔任評審工作。在「台北愛樂基金會」的工作和活動方面，則分為國內、國外和國際交流三大項。

國內的工作目標以推廣合唱為主，尤其是對於新人的提拔和業餘的推廣，每年寒暑假定期舉辦合唱音樂夏令營，培養國內合唱的觀眾人口；國外方面，率領國內的合唱團積極的參加國外合唱演出，近年來足跡到過北京、上海、亞特蘭大、紐約、洛杉磯、愛森斯塔、維也納、劍橋、倫敦、漢城、慕尼黑、雪梨、布達佩斯、布拉格哥本哈根，在這些城市展演台灣的合唱藝術。

國際交流方面，則邀請了許多國際重要的合唱團來到台灣演出，提升合唱藝術的國際觀，並進一步了解台灣需要有屬於自己的合唱曲目，於是錢南章教授創作的「馬蘭姑娘」，在這樣的情況下催生。


推動國際合唱音樂節


對杜黑來說，成立基金會並不難，難在讓基金會不斷運作下去。民國七十九年他負責策畫推動文建會主辦的「國際合唱音樂節」，指揮「黃河大合唱」全省巡演，應邀赴中國大陸與北京中央樂團等合作，使得台北愛樂短期之間迅速熱絡地活躍起來他說：「我自己都很難分辨這些到底是主動還是被動。因為成立基金會的關係，經費有限，但必須有活動，如果預算執行得當，或許會有結餘留下來。可能因為時機湊巧，社會景氣，籌募經費的工作還算順利，此外，正逢大陸熱，我們幾次邀請的大陸樂團在千呼萬喚地期待下，終於來台灣演出，這些活動都能得到很多迴響，成功地推動。」

這是光彩的一面，但杜黑表示，背後也有許多不為人知的辛苦，例如申請大陸人士來台，許多繁瑣而嚴格的規定，經常萬事具備了，但臨時一點小差池，整個團又不能來了。有一次申請內蒙古少年兒童合唱團來台，因為團員的名字都是蒙古文，還特別派專人飛到內蒙為團員翻譯中文名字，結果，其中兩名團員的名字相同，入境許可卻只申請了一份，硬是卡在香港機場。


冷汗連連的經驗


由於杜黑早年在學校帶領合唱社團的經驗，基金會初期在艱困的環境中仍舉辦了許多活動，也因此練出一身「好本領」。以「國際合唱音樂節」為例，在國內締造了票房高峰，帶動國人欣賞合唱的新經驗，使得合唱終於在音樂藝術的領域中，受到重視，幕後推動和執行的愛樂基金會，卻是冷汗連連。

杜黑說：「策畫這樣大型的國際活動，首重資訊的正確。因為我很早就知道將有一個國際音樂節要在雪梨舉行，他們向國際徵選了近三十個世界一流的合唱團體到雪梨，那麼我選擇的方向，只要在這近三十個團體中再挑選即可，而不必向茫茫的國際間發出毫無頭緒的訊息。目標選定後再解決行程的難題。如果這些團體己經由世界各地集結至雪梨，我只需要設法安排他們再從雪梨飛來台灣。」

在團體的甄選、預算的控制、執行能力三方面，「愛樂基金會」都能勝任，因此活動的成功己可預見，第四個成功的因素則維繫於觀眾的反應。由於「愛樂」在平日就不斷推動合唱深入民間的小型音樂營，花了將近四年的時間建立合唱人的「網路」，所以關心合唱活動的族群始終和愛樂有很好的聯繫，當「難得一聽」的國際團體來台灣演出，門票自然搶購一空。

「只要是好的音樂，我站在什麼位置都無所謂。」這一句話，或許可以做為杜黑將全部的時間、心力放射狀投入音樂工作最有力的收束和發射根源。


從遺產中尋找未來的路


這次成為第一屆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音樂類得獎者，杜黑覺得既高興又吃驚，他認為，就指揮部分來說，國內有許多優秀的指揮家，值得推崇，年輕一輩的指揮者也是江山代有才人出，「而我個人的指揮生涯，是和許多不同的藝術家合作中，學習到很多寶貴的經驗和觀念。」這些合作經驗不一定是指站在演出的指揮台上，更多的是來自於演出前的排練和準備，例如八十一年文藝季「詩歌、樂、舞的對話」演出「布蘭詩歌」，由「台北市交響樂團」、「新古典舞團」和「台北愛樂合唱團」共同合作，舞蹈的線條之美，舞台和燈光的設計，人聲和樂器的力度，這些組合都讓他深深覺得一個完美的演出，就和合唱藝術的本質「單音細膩，合唱龐大」有相通的道理。

就合唱音樂的推廣工作來說，杜黑說：「早年剛開始的時候，我對合唱音樂的態度很保守，總覺得現代音樂不好聽，後來聽到了北歐音樂，才領悟到人聲像寶石一樣世界上沒有兩個寶石是一模一樣的，人聲充滿無限的可能性，它音樂性的發掘已經衝到了器樂前頭。」再加上他近年尋訪中國大陸和世界許多國家的音樂，覺得台灣未來合唱的發展，仍應回到文化遺產中尋找，於是開始委託國內作曲家作曲。

他將會繼續舉辦國際合唱音樂的交流，因為只有透過不斷的學習和觀摩，才不至於畫地自限或自我膨脹。回想回國十六年來，馬不停蹄的投入音樂工作中，杜黑的工作即是生活，他終於找到了甘之如貽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