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堅持，所以無悔

二○一一年四月，陳若曦應世界華文作家交流協會之邀，訪問澳洲雪梨作專題演講，她說：「在尋尋覓覓五十年後，方悟出自己的桃花源只有靠自己打造，而它的原型就是自己的家鄉，所以我要用餘生努力保護她、愛惜她。」

十年前，完成小說《重返桃花源》後，陳若曦決定小說封筆，改以短評與散文扣緊現實與讀者互動，積極參與社會活動，她說：「我是社會家，不是作家，文學只是我服務社會的方式。」七十三歲的陳若曦說：「知識分子沒有退休的權利。」

然而，在廣大的華文讀者心目中，陳若曦的名字前冠上的是「小說家」。文學評論家陳芳明更標示出陳若曦在上世紀八零年代的小說是台灣文學史上重要的一章，他以「痛心疾首的面對理想」來形容這時期的作品：「那是以生命和鮮血換取的文學作品，其中人格的扭曲與人性的變形，比起支離破碎的現代主義更令人感到驚心動魄，也比嘶聲吶喊的寫實主義還更使人痛心疾首。」

社會家追求理想、起而行的行動力，開闊了小說家陳若曦的眼界。為人生而創作是她寫作的理念，作品也亦步亦趨跟隨著她關懷社會的眼睛而有了不同的焦點。　

腳踏車騎出影響台灣文學的『現代文學』

陳若曦的文學啟蒙早在初中念北一女時就開始，她愛看書尤其是文藝小說，也因此和同班同學陳喆成為好友，陳喆出身書香世家浪漫纖細而敏感，一九六三年以「瓊瑤」為筆名推出半自傳的小說《窗外》，開始了台灣愛情小說王國。陳若曦本名陳秀美，父親是木匠，母親是童養媳，家庭清苦，為了省便當費，中學六年都吃冷便當，高中時開始投稿賺取稿費，直到了一九五七年進入台大外文系在夏濟安主編的「文學雜誌」發表小說《周末》、《欽之舅舅》，一九六○年與同班同學白先勇、王文興、歐陽子共同創辦『現代文學』雜誌，寫小說的陳若曦開始在文壇嶄露頭角。 

一九六○年陳若曦大三，主編『文學雜誌』的夏濟安赴美，她騎腳踏車上學，在新生南路口碰到同學白先勇，兩人邊騎邊聊，她擔憂夏老師赴美，這份純文學雜誌會夭折：「可惜沒有錢，要不然我很想辦這樣的一個雜誌。」白先勇沉吟半刻，然後說：「錢也許我有辦法。」於是白先勇出資當發行人，同班同學王文興、歐陽子、李歐梵與陳若曦等成立「編輯委員會」，『現代文學』熱熱鬧鬧的開張，標榜「現代」，理論、譯介與創作並重。半世紀前一段腳踏車並騎的談話，寫下台灣文壇的傳奇，編委會的成員都成了台灣現代文學史上不能遺漏的名字。

『文學雜誌』與『現代文學』是陳若曦小說創作上「現代主義」時期，她把對台灣舊社會中下層人士的關注與同情，精心包裝在西方現代派的抽象和晦澀裡。儘管「現代」，精神上卻遙遙呼應五四、三零年代悲憫與抗議的精神，《最後夜戲》、《收魂》、《辛莊》等作品出現，似乎也預示著十一年後陳若曦的寫實風格。

文學是苦悶的象徵。禁忌的年代，苦悶的又豈止是像陳若曦這種滿腹理想的大學生，因為辦雜誌，與文壇接觸更多，她認識了一批寫詩的軍人，包括商禽、管管、楚戈等，他們來自中國大江南北，一九四九年隨軍來到台灣，有家歸不得，藉詩酒澆心中的塊壘，他們嚮往「波西米亞」狂放的生活方式，讓不菸不酒的陳若曦大開眼界。因為白先勇她認識了初三學生陳平，那時陳平正跟隨白先勇的同學顧福生學畫，喜歡畫人體，陳若曦問她模特兒的來源，她自得的說：「我對著鏡子畫自己嘛。」那時陳平正在學畫與創作間抉擇，多年後她以「三毛」為筆名，在文壇大放異彩。

她以陳平作主角的原型寫了短篇小說《喬琪》，在『現代文學』時期的作品中，這篇小說頗受評論家夏志清的青睞，讚譽她人物素描的功力，具有一個小說家的必要條件。

一九六二年，陳若曦後赴美留學，出國前她先自譯小說選集《收魂》，在麻州蒙何立克學院英文系攻讀一年，次年即轉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寫作系，修了「二十世紀當代美國小說」一門課，精讀海明威、福克納、史坦貝克等作家的作品，創作企圖心旺盛。不像同時代的留美學生滯美不歸，她從來沒有想過要留在美國，計畫取得碩士學位後回臺灣教美國小說。然而，就在前一年發表短篇小說 《婦人桃花》後，再見到陳若曦的小說已是十一年後。而回到台灣則是十八年後。

用腳投票，理想幻滅

一九六三年八月二十三日，美國黑人牧師金恩博士發動了民權訴求的「和平長征」，帶領黑人從南方步行到華府，長征路上不斷有黑人加入，進入市中心，人龍綿延一兩英哩長，浩浩蕩蕩，原在路邊觀看的陳若曦，受到感動，毅然加入，成為隊伍中唯一的華人，引來側目。親眼目睹民權運動的里程碑，聆聽金恩博士演講《我有一個夢》，感動之外，身在異鄉的陳若曦最深刻的感受卻是：驕傲與孤獨。她主張「種族平等」，然而這場「黑白對抗」，她是外來者，只能在場邊為弱勢加油。就像六零年代台灣的留學生一樣，離開了威權統治的成長環境，遇上當時美國流行的「中國熱」，讀到在國內被視為禁書的左派理論，一向同情弱勢的陳若曦開始嚮往社會主義，以為當時中國正是 《禮運大同篇》所描繪的境界，人人平等，充滿公平與正義。因此遇到對社會主義狂熱的力學博士段士堯，心靈相契。一九六四年兩人結婚，她同意段士堯學成後一起投奔社會主義的「祖國」。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六日，踏上中國土地，她用腳投票，滿懷理想要參加社會主義建設，卻與「文化大革命」的浪潮撞個滿懷，面臨生命中前所未有大風暴。

司馬遷說：「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大陸七年，陳若曦停留歷史現場，目睹紅衛兵大串連，怵目驚心，下放農場參加勞動，文革的殘酷、荒謬、人性的扭曲與變形，使她對社會主義的憧憬完全破滅，也斷了再提筆寫作的念頭。一九七三年帶著兩大包被褥，兩大口箱子離開大陸，腦海裡盡是無窮盡麻木、悲慘的形象。她說：「我在大陸七年，可說一事無成，論種田，遠不夠自己糊口，教書呢？也是陪著誤人子弟，想來想去，只有一點，那就是多認識了自己的同胞。以前，我做為中國人好像是理所當然，與生俱來，無所選擇的。經過這幾年，我才瞭解中國人民原來既悲且壯，可愛復可敬……絕非一個專制的政治制度所能改變的。」就因為抒發這情懷，她重拾小說之筆。

經過巨大的毀滅後，小說家陳若曦再起，一九七四年十一月香港『明報月刊』登出《尹縣長》，批露「文革」真實的面貌，震驚世界。比大陸一九七七年劉心武的《班主任》、一九七八年盧心華的《傷痕》反思文革的「傷痕文學」早了三年。

兩岸領導人都看『尹縣長』

〈尹縣長〉之後，〈耿爾在北京〉、〈晶晶的生日〉等陸續發表，一系列知識分子和革命幹部、積極分子在「新中國」的悲劇，在她樸實、冷靜、內斂的筆下，欲語還休，點到為止；她以小搏大，用個別的悲劇控訴世紀的浩劫。在海內外引起軒然大波，影響至今，談描寫共產世界的小說必然令人聯想奧威爾的《一九八四》以及陳若曦的《尹縣長》，被列入二十世紀中文小說一百強。

一九七六年陳若曦《尹縣長》中文版結集出書，短短時間內銷了二十七版，次年獲中山文藝獎、聯合報特別小說獎，並與寫《旋風》的姜貴同為第一屆吳三連文藝獎的小說獎得主。嗣後，書寫「文革」的「老人」、《歸》，同樣給人帶來巨大的震撼。她以親身經驗證明，「烏托邦」不在，「美麗新世界」尚遠，儘管如此，她依然不放棄努力，在半自傳的長篇小說《歸》中，她寫出離開中國的前因後果，結局則是純創作，男主角自殺，女主角選擇留下，她認為:「經過文革的動亂，破敗的中國更需要人奉獻，這應該是回歸者的初心才是。」

恍如重生般回到文字世界，陳若曦確立了她在小說界無可替代的地位，在香港、台?造成轟動，《尹縣長》英譯本獲美國圖書館協會選為年度佳作，「時代雜誌」、「紐約時報」刊出書評文章後，美國各大學紛紛邀請演講。 1979年，應加州大學「中國研究中心」之聘，移居美國。

歷劫歸來，消沉的意志隨著小說一篇篇的書寫再度飛揚，她更加確定自己人權的主張、對弱勢的同情，悲憫人在時代洪流中無可逆料的命運。「文革」小說之後，她將藝術視角停留在海外華人生活上，《路口》、《突圍》、《遠見》、《二胡》等，關心家鄉的民主運動、描繪華人知識份子的空虛、庸俗與孤獨、海峽兩岸不同的處境、相異的價值觀。

小說創作上她堅持寫實的藝術，正如個性上，她耿直、好打抱不平。文學上的成就累積她的社會公信力，她擁有更多發聲的機會，遇不平則鳴。際遇榮逢，有機會與兩岸領導人見面，她不畏權勢，言所當言。

兩次見面，兩位領袖都從《尹縣長》開始談起。

一九七九年高雄美麗島事件發生，她帶著北美華人作家簽名連署信回台替被告向總統蔣經國求情。睽違家鄉十八年，等在機艙門口的是一位高大的男子，看似特別機關派來的，她吸口氣，大方地伸手，問:「您貴姓?」那人回答:「我是你弟弟。」

完成任務返美時，學者沈君山一路作陪，他告訴陳若曦，在她和總統見面時，一旁作陪的秘書長蔣彥士十分錯愕與憤怒。蔣彥士說：「陳若曦欺人太甚，竟逼得總統要用人格來保證自己說的話！」高雄事件的家屬則告訴她，自她返台起，政府已不再逮捕人。

第二次面見國家領導人則是在一九八五年，離開中國十二年後再度踏上這塊土地，與中共領導人胡耀邦在中南海見面。為了替幾次申請出國被阻的詩人北島請命，她表達海外樂見中國作家出訪以利交流；會面之後，北島得以出國。

兩次見面，她對兩位領導人有了與過去不同的觀感。

一九九五返台定居，以《慧心蓮》再度獲中山文藝獎

一九七九年初次返台，十八年後再見，故鄉的變化之大，令她震撼，富裕之外，言論大為開放，比起大陸的專制統治，她覺得希望無窮，開始動起返鄉的念頭，直到一九九五年，終於圓了多年的回鄉夢，儘管築夢踏實，她卻付出了極大的代價。

「危邦不入，亂邦不居」，陳若曦懷抱知識分子先天下之憂的壯志，生命中兩次重大的抉擇，都反其道而行：「文化大革命」時，她投奔「祖國」要為建設美麗新中國而努力。第二次重大的抉擇，則是一九九五年返鄉，當時正暢銷一本書『一九九五年閏八月』，「中共武力犯台」傳言在海內外甚囂塵上，出走台灣的移民潮再創新高，舊金山的華人說她回去是「送死」，她說:「要死，我就和台灣一起死」。

回台後，她出任大學駐校作家，教書、演講，關心環保，參加荒野保護協會；參訪各大寺廟，致力於佛教的本土化與現代化，投入慈濟功德會的活動；關懷婦女運動，積極參與「晚晴」婦女協會。寫作的範疇也隨著關心的議題而有了新的輪廓。

幾次歷史事件的參與，使得陳若曦的名字在同輩作家中政治色彩特別濃厚。正如女性主義前行者西蒙波娃的名言：先作人，再做女人。她同情弱勢，提倡人權，更關注女性命運，從一九五七年的《灰眼黑貓》到二○○○年的《慧心蓮》，長達數十年的寫作生涯裡，政治之外，女性是永恆的主軸，正如小說家郝譽翔說：「陳若曦慣於採取自傳書寫，因此若把她的小說剝離掉文革、移民等特定時空的議題之時，我們發現，女性才始終是陳若曦真正關注的焦點。」回台後的創作 《女兒的家》、《清水嬸回家》、《完美丈夫的秘密》等更是女性形象鮮明，而探討佛教與女性的長篇小說《慧心蓮》，更二度獲中山文藝獎，成為該獎項創辦以來以小說二度獲獎的第一人。

因為堅持，所以無悔

陳若曦為人熱心又好交朋友，居住美國柏克萊時，經常在家中招待來愛荷華寫作坊訪問的海峽兩岸作家，長長的人名從蕭乾、沈從文到顧城、王安憶，台灣的陳映真、七等生、蔣勳、李昂等，串起來簡直是半部現代文學史，被兒子戲稱「陳若曦旅館」，作家莊因則題為「可來居」。一九八九年創組海外華文女作家協會，擔任首任會長。回台後，滿腔回饋故鄉的熱情更讓她忙的充實有勁，不願回台的丈夫段世堯卻頻頻催促她回美，在家鄉與家庭間，她選擇家鄉，終結第一段婚姻。

陳若曦擁有兩段婚姻，第一段婚姻維持三十幾年，在律師兒子的見證下，她選擇出讓美國的三棟房子；第二段婚姻短短二年，她賣掉台北精華區的房子。兩段婚姻都是友好分手，兩個丈夫則各站在政治光譜的兩端，一個認同中國，一個主張台灣獨立，她愛台灣，主張保持現狀。朋友笑說：「為政治理念而離婚，你創下台灣記錄了。」當政治標籤貼在家庭生活上，擾嚷不安，她選擇單身，無婚一身清，也成了賃屋居住的無殼蝸牛。

中學時陳若曦壯志滿懷，抱獨身主義，將來要辦教育，學校的藍圖都規畫好了，中間還特闢一塊土地耕種。現在她獨居台北南區一棟三房兩廳的老公寓，最好最大的房間留做客房，客廳則經常舉辦藝文座談，銀髮族聚會，人來人往，宛如柏克萊「可來居」的翻版。

文學家、社會家，陳若曦坦率、見義勇為、有話直說的個性，始終如一。幾次關於環境議題的街頭運動，都可看見她的身影。身兼『僑協雜誌』編輯委員，擔任台灣銀髮族協會「藝文列車」主委、荒野保護協會定點解說員，不時還要代表台灣藝文界對外發聲，二○○九年在上海出席文化講壇，她呼籲海峽兩岸團結起來，為繁體漢字向聯合國申請「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認證。環保、文化、老人是她現階段最關注的主題，雖然不再寫小說，如匕首般的短文，卻字字直刺社會弊端，發人深省。

好友施寄青曾形容她：「到哪裡都有禍事發生。」同班同學白先勇則說她一生「多采多姿」。她則這樣看待自己：「我堅持自己的選擇，所以無怨無悔。」

本文作者 | 陳素芳

一九五六年生，國立台大中文系畢業。現任九歌文化事業總編輯，為國內資深文學編輯，編過文學叢書超過一千種，包括「中華現代文學大系」一、二輯，「台灣文學二十年集」、「台灣文學三十年菁英選」等，曾獲第二屆「五四獎」文學編輯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