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謝英俊社會建築學的「現代性」

從建築中消失的「公共性」

我們在對當代(Contemporary) 的文化論述裡，大家都充分強調個體之保障，而泠落了在我們生活環境中有關公共體這一部份。這是自六０年代學生運動以來興起的身體解放運動，影響所致，帶來政治、社會、文化等各個層面走向個人主義的大轉型。戒嚴時期的台灣，與其說個人主義受到國族主義之壓抑，毋寧更是轉折為在冷戰構造下被曲解的「美式存在主義的虛無論」，因此我們到了今天在缺乏話語脈絡之下，仍然無法具體、深切地把「公共性」談出一套。以建築跟「公共性」最為關係密切而論，例如我們在八０年代的台北，開始看到被擠壓於大樓與大樓之間的小公園，還能夠從這樣的公共空間被反映一點之外，從五樓公寓發展到八樓大厦的公共空間就幾乎付之闕如了，到最後連頂樓天台都被佔用為出租房屋。

到了解嚴後，一般台灣人對「現代性」所想像出來的花園大厦，被房屋市場化大量生產出來，遂成為民眾對於住宅的印象，那就是除了自己的私空間之外，所謂公共空間只是拿來烘托為一種膺品化的富豪感，從像五星級大飯店的入口大廳，到健身房、圖書室、卡拉OK 室等公共設施，然而，說是公共設施，卻有很多住戶從未曾側身其中。

建築的意義到了這個田地，實在是荒謬無比，難怪Neil Leach 在《建築之麻醉》（註1） 這本書裡，他寫下了這樣的話：「我們哪裡還能期待建築會有任何具意義的論述呢？這世界已經被美學化與麻痺化，所有的內在都已被掏全。看來這情形在我們那些這些建築雜誌光亮的頁面上，以及我們建築學院這個注重時尚的領域裡，可以說是最為明顯的。」在這個前提下，謝英俊的出現所代表的意義，其實也是在考驗著我們對待「房屋」這個概念的真正意義是什麼。這是一個值得我們省思的提問，是的，「房屋」於我們居住者的關係而言，除了在資本的象徵價值之外，空間、身體在「房屋」這個概念中，所能拓延而出某種公共體的意義到底是什麼？黃孫權在他談〈謝英俊建築與台灣空間生產之辯詰〉（註2） 一文中，首先黃把謝英俊的建築觀定位為「社會性建築」（Architecture ofsociality），繼而從中分析出謝在各地所行的蓋房子行動，基本上是一個「空間生產計劃」，而非僅是一個建築計劃。

〝永續建築〞：空間生產的第一課

所謂「空間生產計劃」，在黃孫權論述中的話語指涉，其實更意味著他所言之「台灣空間生產的現代性」的問題；進一步說更是台灣空間生產方式的問題。從這裡不由令人頗饒興味地聯想到：謝英俊的建築學為何是在災區獲得實踐的可能？而且更是在邊緣地區的原住民部落得以伸展其意義，其中所意味的即是一種新的空間生產方式，在新生地/ 邊緣地帶被謝創造出來，意即脫中心的行動策略勢必從他所操作的話語，及模製的想像中被衍異出一套「第三建築」的戰術。

在王家浩〈景觀爭奪戰中的建築師〉（註3） 文中，王提到：「人們要做的，並不是再次提出如何去重建未來，更為緊要的是如何從重建現實。源自項目不同特定條件的對現實的重建可以給予“未來＂特定性。但是對現實的不同的重建也應當給“未來＂帶出普遍性的多重。」以這句話參照謝英俊在為他所謂「空間生產計劃」擬訂的一套戰術中，所提到第一個理念是〝永續建築〞。

謝英俊在這裡提綱挈領的總結了他的實踐經驗，他說：「如何讓社區建築跳脫純粹技術以及商品化的思維，將龐大的農村富餘勞動力與互助換工的優良傳統結合，並將綠色環保、社群文化的多樣性等因素加入，建立社區自主的營建體系、以及合作社等區域微型經濟的支援體系，是可持續建築實踐的核心作為。」（註4）從這樣「互助換工」的自力造屋行動，似乎可作為對資本主義以貨幣交換勞動成果的生產關係，置換為謝英俊在〝永續建築〞進一步談到的另一種生產方式，他說：「建立自主（非依賴性）營建體系，利用富餘勞動力，就地取材做材料加工與房屋興建，降低對主流營建市場的依賴，降低對貨幣依賴，生產設備簡化，減少資本投入。」（註5）謝這樣的置換行動，把房屋視為市場經濟裡一種商品的生產方式顛倒過來，對現代資本主義而言是不可思議的。

首先被他稱之為〝永續建築〞的話語作為文本的轉化，可追溯早在1999年因應台灣921 大地震災後重建，謝英俊及其事務所進入南投日月潭邵族災區協助重建，帶領邵族人以環保材料與簡單工具自力造屋，在極低的經費條件下完成社區重建工作，而獲得一項初步成功的實踐成果。黃孫權也提到：「部落原有的社會網絡與民族議會共議制度，加上謝英俊提供快速（期程短）、便宜（一般水泥房屋造價的六成），可以參與的自立造屋計畫（勞力投入、互相幫助、成立工班甚至可以協助其他部落重建），邵族在短期內得以重建，而邵族經驗則建立了一個謝英俊建築計畫的實踐哲學基礎。並以此模式，因地制宜，在不同的受災地點展開一系列的項目。」（註6）

「協力造屋」運動的緣起

據筆者當時以記者身分在重建現場的報導，對於謝英俊所進行一場建築革命的「協力造屋」運動，曾經作過略述，至今已逾十年，他當初堅持不與市埸機制掛鉤的立場，就愈來愈明確地在他的〝永續建築〞理念中被彰顯出來；筆者如此寫道：

謝英俊建築師事務所設在日月潭德化社的「九二一災區重建工作隊」，在沒有任何單位的支援下，展開了自力更生的重建工作。首先他們考量到的是經費問題，因為僅在來自各界有限的補助範圍之內，即使壓低建材費，一棟十五坪大的房子總要花上幾十萬。謝英俊想到要是居民能夠自己動手把房子蓋起來，倒可省下一筆非常可觀的開銷，而且又可以完全用雙手打造自己的社區空間，這不是更合乎地震後重建家園的自力更生精神嗎？然而，理想總是美好的，而現實遇到的問題，卻不是馬上想得出辦法解決的。從對族人遊說這個「協力造屋」的構思方案開始，到訓練族人有基本的工作能力，雖然過程壓力不斷，問題也千絲萬縷，但謝英俊與他事務所同仁終於在921 地震後的第一年，與邵族族人共同打拚出災區第一個美麗的家園。

混凝土變成無法處理的建渣

對於台灣房價超級昂貴，謝英俊頗不以為然，他說：「在地震以前，我就想過這個問題，買一棟房子要花好幾百萬，幾乎榨乾一輩子的勞動力還不夠，人民對政治的暴政知道起來反抗，對建築商的暴利卻甘願成為他一輩子的奴隸，我們為什麼要住那麼貴的房子？」


地震後，謝英俊率領事務所的幾位同仁投入邵族部落的重建，只為了證明人與住宅的關係不是以價格來決定的；資本主義的房屋商品化以後，大家對住宅的想像全都一昧地走向地段值不值錢、歐式抑或是日式風格的建築？這些廣告化的住宅概念，幾乎跟人的基本需求完全沒有關係。謝英俊說：「地震後，看到一貧如洗的災民大眾，我對於自己曾經想過的問題，更有一個明確的答案：我絕對不為他們蓋那些花好幾百萬的鋼筋水泥房子！」


任誰聽到謝建築師這樣說，都會嚇一跳；蓋一棟房子既不用鋼筋水泥，也不必花上好幾百萬，難道會是天上掉下來的嗎？謝英俊說：「就算鋼筋水泥可以維持一千年，但是都沒有人會懷疑這種房子經過一百年以後，其實都會隨著客觀環境的變化而拆掉。混凝土打掉就變成一堆廢土，浪費能源莫不以此為甚！」

水泥灌得愈多賺得愈多

謝英俊蓋的邵族安置屋建材都是可以回收的，像混凝土在這裡的用途就非常少，其他為了配合原住民文化而做為牆體的竹子、自由組合的骨架等一些偏向於自然的建材，都是在綠色環保的概念下特別製造的。正在另一個布農族部落的中正村主持同樣「協力造屋」的劉煥成也說：「以我們建築專業的眼光來看，那些被地震嚇怕的災民，用了超出正常一、兩倍的鋼筋水泥，造價自然也高出好幾倍，一坪可以花上四、五萬塊錢，簡直又浪費資源、又浪費金錢，營造商哪管你這麼多？水泥灌得愈多不是愈賺得多嗎？」７

〝互為主體〞：剝削不在的生產關係

誠然台灣九二一大地震災後重建提供了謝英俊的實踐場域，但他進步的、不迎合世俗化的建築觀，卻不是在各方勢力進入災區瓜分各項資源之下，面對百廢待擧的「災後重建」工作，他所能隻手撐天的。若是民眾無法認識到自己的勞動力在這個生產場域裡的主體動能，他的「空間生產計劃」的第二個理念：〝互為主體〞也就無法成立。

黃孫權首先將民眾一方定義為「自己幹」，也是他所言之「起義的計劃」（insurgent planning ），他說：「讓隱藏的聲音出現，讓弱勢者現身，讓少數者的權利被看到，我們才有討論的必要，否則所有的建築都是社會力的結果，社會建築只是多了個意識型態包裝的侈譯。」8 所謂「自己幹」，不僅是一個主觀能動性被呈現的問題，在生產關係上更是如何達到一個相互合作、分享成果的目的。因而互為主體另一方的設計者，必須在兩造之間打造出一座開放性的平台，以作為呈現民眾的參與，及任其在這座平台上發揮出豐富多樣的面貌。

按照上文提到王家浩說的：「項目不同特定條件的對現實的重建可以給予“未來＂特定性。但是對現實的不同的重建也應當給“未來＂帶出普遍性的多重。」這句挾帶了某種政治性的話語，我們在此若把「未來」一詞穿透其對「烏托邦主義」（Utopianism）的想像，而挪借為對重建現實中「公共性」的詮釋，在實踐的方案上即可包含了創造形式的生產力，與發展內容的能動性這兩部份的結合。謝英俊〝互為主體〞的意義，通過這兩者的結合，更可擴衍為從個體行動到集體勞動，從個體情境到集體能量的促成社會性建築的行動。

既然房屋作為一座開放的平台，建築工法無論在空間與構架上，都必須具備一定開放的有機性，不僅可因地制宜、就地取材，而傳統的材料工藝亦都可用上，更隨著需求的改變而靈活更動。謝英俊為此訂下的標準是：「讓居民使用簡單的工具，即便是非建築技術專業者皆能參與施工，尊重每一個人的工作權、生存權，利用富餘勞動力投入材料加工與房屋興建，降低對主流營建市場的依賴，降低對主流貨幣依賴，生產設備簡化可減少資本投入。」9

身體佈署的「場所性」

關於以〝互為主體〞作為謝英俊的建築理念，筆者曾為文予以討論，特摘錄一部份以供參考：

我們從台灣充滿了世俗化的現代主義風建築，可以觀察到台灣人對於現代性的體會，大抵限定於對劃一化形式的審美經驗，資本主義所反映的消費欲望的多元性文化，其實還是在一套生產模式的系統中被樣板化，在某種程度上把身體作為主觀能動性的載體，已從一套套的人工化工學系統中被排除掉。因而我們在這個建築普遍從專業價值化到市場商品化的資本主義社會，觀察到謝英俊在他設計的建築中，最令人深刻感受到的即是他為入住者的身體在未來因官能活動的佈署，而預留出發展的空間，正如一部車子的主人在他駕駛座的周圍，因車主的需要不同而自然生成出多樣性的空間設計。

能讓身體活動起來的「場所性」

像這樣身體與空間的佈署關係，無論是日本暴走族、物流卡車，或菲律賓的公交車「吉普尼」（Jeepney）的車體裝飾，都能充分說明這種跨越主流/ 現代性的美學實踐，通過對空間的佔據/ 顛覆而發展出身體的特權性，正是前面提及，當所謂「多樣性」在資本主義一套生產模式的系統中，已被異化成為樣板化的集體欲望時，這種利用大眾媒體所形塑出對身體性的「均質化」，就更為切斷了在地長時間積累起來的生活圈文化，影響原本已成為一種社會關係資本的在地風土人情，卻以極快的速度重新再配置模造的「均質化」文化，使生活環境漸漸失去了它的「場所性」。


所謂「場所性」，意指因人的需要而發展出能讓身體活動的空間，因此「場所」可以說是個人在建構一個世界時，以他的身體為中心漸漸幅射出他的路徑圖，如同手機裡貯存的各項資訊已然形成個人的一個世界，當他需要時可隨時隨地展現在眼下。謝英俊自一九九九年九二一大地震之後，二○○八年更遠赴中國汶川地震災區，直至二○○九年八八水災，他都是一馬當先到偏遠災區幫助災民「協力造屋」，說是一場通過造屋運動來抵抗當代巨大化建築的奇觀美學亦不為過。謝英俊幫災民蓋的房子不只脫離了被資本宰制其商品化的概念，更逾越了這種統一生產出「均質化」空間的現代建築美學的思考。


地域本來就是一個現實空間，謝英俊的「場所主義」恰恰是一條路徑，讓我們由此審視從一九六○年代開始流行現代主義與社區建築的結合，卻產生切斷個人與文化連結的必要之惡，完全被稱之為一套標準化的「生活機能」模式所取代。生活環境原本是身體行為與外部建築的關係，在不斷辯証下所互動出的一個「場所」（place），就是以身體的行為對「場所」進行佔有的行動，如此才從中產生「居住」的意義；而居住者也因為對這個場所＝生活世界的佔有，所謂「主體」更由此而生。因此，作為建築師的謝英俊一直強調居住者與房屋之間開放、自由的關係，而不是被一套系統化的空間模式所牽制。

身體在空間不斷被體驗化

相對於五、六○年代在西方社會福利制度下興建的「國民住宅」，卻因常常設計過度而形成另一種新的人工化場所，居住者的身體行為因而逾越了設計者架空的想像，而將空間的行動權從設計者手中奪取過來，遂被稱之為「犯罪的温床」，其結局就是全部炸毀，其中著名例子乃是一九五八年美國聖路易市政府蓋的33 棟11 層的Pruitt Igoe 社區，於一九七二年將其炸毀。謝英俊強調居住者與房屋間的開放關係，從八八水災之後幫排灣族、魯凱族蓋的瑪家農場永久屋即能看出，原住民可以自已隨意打扮房子的外體，或利用房子的環境成為聚會聊天、開間小吃店的違章生活圈，這是在高樓大厦的居住者所不能體會得到的「場所性」。


謝英俊在其「場所主義」所主張的多樣性，相對於均質性或標準化的建築環境，或被稱為充滿混雜性，也就是在多樣混合的異質空間裡一直呈現著一種不安定狀態，即使房屋已造好，因身體知覺仍不斷在空間[space] 被體驗化，而居住者就將這種身體被經驗化的世界不斷延展出一座實存的空間，並據此成為身分認同的座標。或者我們可以說，在「場所主義」下的場所＝生活世界，從外形看愈來愈已喪失其現代性的建築環境，但它卻是最適於主體存在的環境。主體可用英文subject 來表示，加上s 也可轉換為「諸眾」的意思，或許可以說明謝英俊建築學的關鍵字：「人民的建築」，所深具「場所主義」的意味正是建立在「諸眾」的生活圈上。 （註10）

民眾在〝開放系統〞中的主體性

在確定謝英俊的建築理念是經由：〝永續經營〞與〝互為主體〞，這兩條認識路徑之後，我們就走到了反思當代「作為現代性的資本主義」（Capitalism asmodernity）的階段，首先是「系統化」的問題。這種由單一的房間規格，複製成為一座社區的生產線模式，發展出戰後在社會主義國家的集體宿舍，及日本「團地」、台灣國民住宅等，都可以看到這種便利的建築方法被大量地複製。當然，從1958 年美國聖路易市政府蓋的33 棟11 層的Pruitt Igoe 社區，我們也看到這種住宅被大量複製的失敗案例。

因此，所謂「系統化」的問題，在這裡有可能變成黃孫權所言之：「一種快速的、實用的、異化的、交換的，可複製的形式問題。」但，謝英俊以對資本主義價值觀挑戰的〝永續建築〞，及解構現代性中個人價值被過度強調的〝互為主體〞，將「系統化」中原本因大量模製化而產生的封閉性，置換為一套讓民眾參與的〝開放系統〞。空間與構架、構法具備開放性與彈性，可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傳統的材料工藝都可用上，隨著需求的改變也可靈活更動。謝英俊針對這種自創的現代建築罕見之〝開放系統〞，稱之為也是他的建築美學觀，他用來重新檢討資本主義的價值觀，並發展出一套踰越現代性中主體被壓抑的生產關係。

在本文試論謝英俊建築美學中的關鍵字，從〝永續建築〞、〝互為主體〞到〝開放系統〞，他從未放棄以人作為空間主體的思考，因而容易導致人們對他所行誤讀為「人道主義建築師」，此乃對謝實施他「空間生產計劃」之認識不足。我們若從人的身體與空間/ 環境，也是身體與世界形成不同以往的一種新的系統觀念，而建構了一個屬於自己的「世界」想像，這個建築文本的脈絡應該是從1999 年921 大地震之後，他與他的建築團隊到日月潭邵族部落協助災後重建開始書寫。筆者作了如下記錄：

在秩序及調和中呈現「世界觀」

921 大地震讓我們目睹廢墟的真實景像，也許這樣的景像更讓我們身歷一個建築語言廢墟化的後現代。原先我們對於廢墟是在不確切的知識之中形成對它的一種曖昧感，921 之後變成可以用經驗接受它在實際的空間存在著。邵族不就以如此的形式讓他們的神話也存在於一個解體的環境嗎？謝英俊為邵族重建的安置社區，在這個意義上，即顯示了它跟其他災民家屋重建的異想性，在於邵族在新生地建構出了一個邵族的「世界觀」；這個「世界觀」是指原住民在特有的祖靈崇拜之下所形成的「場域性」（Site Specific）卻是通過板塊「移動」這樣的非歷史記憶之下衍生出對家屋認同的價值觀，只靠了家家一個祖靈籃，就讓族人對土地的神話比對房子的神話更為認同，恰恰是與漢人相反的。這個場域更因祖靈籃的介入，而逐次建構出身體與文化、個人與部落、個體與集體的倫理關係，受難的族人得以在其中進行現實的活動。房子對於族人不只是「造型」上的問題，重要的是這個場域因發散著「倫理」觀的欲動，「民族認同」、「傳統」這些被捏造在漢人俗艷的寺廟或世界第一摩天大廈之中的公共建築，就顯得有點矯情了。美國華裔地理學家段義孚在他的《Space and Place》一書中，在敘述這種神話空間時，他曾提到：「世界觀」是指一種民族對於置身之環境嚐試做出某種形式的掌握，進一步為了適合其居住而必須對其表現出秩序及調和的關係；他說：「只要是人，對於所居住的環境都想要從中感覺到與自己之間的一種秩序與適應感。」

從重建社區找到廢墟的救贖

這就不由讓我更為佩服謝英俊做為建築師所懷有的一個打造烏托邦之夢，從邵族安置社區看到這個公共建築的夢不是從世外桃源做起，恰恰只是在一個神話空間裡讓族人如段義孚所言之「從中感覺到與自己之間的一種秩序與適應感」而已。921 之後，我們已然看過不少是用「造型」取勝的公共建築，做為第三世界國家的建築師從來不相信土地的神話比房子的神話更能讓居住在其屋的人認同。台灣原住民的歷史宿命必然在強大的漢人掌握的資本主義生產體系之下面臨流離失鄉；希臘人利用幾何學構造出崇高的建築景像，是為了造物神留下祂的「痕跡」，一直影響西方公共建築所追求的「神像形象主義」，到了資本主義的興起之後，「神像」漸漸蛻變為世界現狀永恆化的個表徵形式，相對於在全球化之下愈被壓擠到邊緣位置的少數民族而言，他們是寧願相信「環境」像一面鏡子，在身體面前映照出一個存在的座標，在「空間」已經變成了一個死語的後現代，「環境」似乎還仍以說明是身體行動的地圖，這是精神性或藝術性強過了一個五十萬元的安置屋所意味的物質性。921 大地震所造成無數人的流離失鄉，大概只有邵族從他們的安置社區找到廢墟的救贖。（註11）

對現代性抵抗的共同體

據以上之敘述，就可以讓我們進一步知道謝英俊的「空間生產計劃」，為何都是在貧困災區或少數民族地區實施，他說只有在這些地區才能「實事求是」地面對必須解决的問題，即使民眾通過房子的想像，反映的仍然是對歐式別墅懷有的七情六慾，但他堅持一定要將民眾的「創造力和勞動力加入這個體系中」。只有當民眾能夠掌握到自己的生產資料時，他所謂「實事求是」的精神，也是重建房子與民眾「創造力和勞動力」之間一個新的生產關係，才能在這個現實的基礎上被呈現出來。

謝英俊總結了西方現代主義建築在這方面早已作過的實踐經驗，不只可以讓造屋的總體花費降到市場價的六折左右，在技術門檻方面，他的工作團隊也必須隨著地域的不同，而不斷研究出不同的開放性建材，他說：「我們需要一套開放性很大的系統，這樣才能夠因應地域性和文化的差異。有了開放性的優勢，很多細節的詮釋－比如門前有一個階梯啊，入口轉一個角度等等－－都是村民自己來完成的。」（註12）

其實謝英俊提出的〝開放系統〞，基本上是一個通過複製、量化的現代化生產模式，對他卻大膽挪借為解放現代性中主體被壓抑的生產關係。由此可見在這個系統中，「現代性」只是一個流動的能指符號，從再現了資本主義美學與倫理的複製文化，向另一個「協力造屋」的語境及「人民建築」的言說場域流動，甚而直指邵族、鄒族那樣奪回被國有化了的祖靈地上蓋永久安置屋；「現代性」從不停止地意指同一個客體/對象。

謝英俊「人民建築」從理論到實踐的行動策略，也是一個公民爭取「居住權」的社會運動策略，對於貧困災區或少數民族地區而言，抵抗被現代性詛咒的、被排除在資本主義結構之外的農村共同體文化，實已超過抵抗資本主義現代性的馴化機制。

繼而我們也許應該談談「中繼屋」的臨時性，因建材的簡易、方便，如邵族聚落即以族人最熟悉的竹子為房屋的建材，十足表現出作為「中繼屋」的臨時性需求。但是如今邵族已從災後「中繼屋」，十年後過渡到「永久安置屋」的階段，社區面貌隨著各家需要，增加或更動其使用空間，早已不是當年篳路藍縷的原型。一方面日月潭漫山遍野的竹林，使得竹頂、竹牆的更換容易，一方面工作團隊特別設計可予抽換或回收的房屋架構，按照不同的需要而重新組裝，讓房屋的壽命不斷延伸。

這樣的〝開放系統〞，著實擴大了一般人對房屋的刻板想像，對於災區重建也模糊了臨時應急與永久安置界線的救災措施。更重要的是，起碼讓貧困災區或少數民族地區從資本主義大山的壓迫中解放出來，誠如謝英俊所言：「柯布i 的光輝城市ii 多麼的偉大，充滿野心的開發商、規劃師與政客，揮舞著令旗，即便畫虎不成，還是以犬類的利齒啃食著人民的脊樑。」（註13）

內部建材與外部環境的辯證

行文至此，我們可以說謝英俊十年來的建築理念及實踐，奠立的基礎在於對「現代性」的省察。現代性是一個關於人類被詛咒神話，從尼采、佛洛依德、卡夫卡始，到馬克思以降，無一不對人類的進步文明提出是為一種身體暴力的觀點，其中班雅明（Walter Benjamin）即將歷史寓意為天使，被象徵是文明的風暴將天使推到背對著未來。

綜觀現代主義（Modernismo）源起的歐洲，以文明為名，不斷把自己不但異化於生產關係、也把自己異化於自然世界之中。這是謝的協力造屋最重要的行動策略，乃是解放被控制在土地開發商手中的房屋商品化經濟。對於當代建築而言，建築學愈來愈走向後現代唯心主義的抽象思考，而完全脫離社會性的客觀需求，與無視於人的身體在創造空間結構上的能動性。

說到底是人在現代性中對理性主義的追求，通過當代建築一味追求瑰麗造型的彰顯，空間內部的建築材料，與空間外部的自然環境的相互辯證性逐步被切割化。當代文明中空間意含著所謂隱私權在此雖取得保障，然空間卻變成了鏡像的城堡，身體也變成景觀的配置品，我們從電視裡的房屋廣告可見一斑。

謝英俊於九二一大地震在日月潭與邵族蓋的房屋，建材即為竹子，兩戶相隔不築以厚牆為堵物，因而各人聲音此起彼落於兩戶之間，日常生活變得公開化。都市裡大片大片落地玻璃窗的建築美學，在室內情况完全曝露在外界的視線之下，遂形成現代建築走向劇場化的觀看效果，不同的身體景觀就在燈光之下展開消費者的經濟活動，這種透明視線法的官能剌激，把隱私權翻轉成為一種消費行為的表演。為何當下觸目所及的建築物，都是這樣建構出一個看似開放實則封閉的空間呢？視線雖能穿透玻璃窗而觸及內部，展示的身體卻仍被排除在隱私權的封閉系統之中。

對住在竹子屋的邵族人而言，大地震並沒有崩壞他們的家庭，曾因外來的現代化導致族人飄流各地，災後反因聚落的形成而重建了他們命運共同體的集體主義，整座社區彷彿是一座沒有牆的孤島，讓族人恢復了彼此原本與自然文化中雞犬相聞的身體親密感。日常生活中各式各樣的聲音在共同體的文化中，反而是一種與他人的親密聯繫及向自然世界開放的路徑。

房屋是新社會的建設藍圖

總結謝英俊的建築理念，可看出有一種對資本主義批判的左翼思想，他所強調建築在社會語境下的公共性，在他十年來的實踐行動中已展露無遺，並進一步提出多項敏感的不僅令體制棘手，更讓開發商感到不爽的議題，因為他的協力造屋行動正是漸漸地暴露出資本主義房屋市場的貪婪本質。尤其我們在第三世界新興的資本主義國家，不管是小如杜拜，或大如中國，都可看到經濟起飛或大國崛起這種神像打造式的建築物，這是國家資本主義對地理景觀的新塑造，它所反映的不是建築美學的問題，恰恰通過這樣新的地理景觀，反映的反而是當代建築許多病態的症候群。

謝英俊的建築革命從上一世紀末的九二一大地震開始，正意味著一個揮霍美學的建築觀，再怎樣的華麗也將隨著一場災難於傾倒之中崩壞。重新反省房屋在現代化過程中，已然喪失的皮膚與空間接觸的親密感，與身體更為細節地在空間文脈保留的痕跡，在九二一大地震之後是有必要的。然而很少人能夠體會到九二一大地震之後，謝英俊在災區蓋的的安置房，被人稱之為「人道主義」，九二一大地震之前他曾設計的新竹縣立文化中心、美濃福安國民小學及美濃客家文物舘等公共建築，又被建築界稱為「地域主義」，這些於他作為一直在思考房屋與在地環境對話的建築師而言，其實都是一種誤讀或脈絡不在的修辭。

九二一大地震於他是一個分水嶺，不是一個起點，所以謝英俊的建築學脈絡，基本上就是在資本體制與常民生活方式之間，開創出即使是一座房屋，也應當被視為是一個社會發展可能性的建築藍圖。

2012‧8‧24 脫稿於北京‧ 宋庄‧ 隱峰院

註：

1. Neil Leach：〈建築之麻醉〉（The Anatsthetics of Architec），2005，宋偉祥譯，田園城市。
2. 黃孫權（2012），〈謝英俊建築與台灣空間生產之辯詰〉，北京《獨立評論》，第一期。
3. 王家浩（2011），〈景觀爭奪戰中的建築師〉，北京《當代藝術與投資》。
4. 第三建築工作室（2011），〈謝英俊建築師及其事務所、工作室簡介〉，《人民的建築》巡迴展展覽手冊。
5. 同上
6. 黃孫權（2012），〈謝英俊建築與台灣空間生產之辯詰〉，北京《獨立評論》，第一期。
7. 王墨林（2001），〈謝英俊的築巢傳奇〉，《九二一民報》，2001.4.21。
8. 黃孫權（2012），〈謝英俊建築與台灣空間生產之辯詰〉，北京《獨立評論》，第一期。
9. 第三建築工作室（2011），〈謝英俊建築師及其事務所、工作室簡介〉，《人民的建築》巡迴展，展覽手冊。
10. 王墨林：〈謝英俊的「場所主義」論〉，2011，未公開發表。
11. 王墨林（2003），〈從廢墟到土地的再現〉，《屋頂上的石斛蘭》，謝英俊/ 阮慶岳著，木馬文化。
12. 黃正驪（2011），〈和農民一起造屋－－訪台灣建築師謝英俊〉，《城市中国》，第47 期，2011。
 
 

i 柯布（Le Corbusier），又譯為科比意或柯布西耶，法國建築師、都市計畫家，是20 世紀最重要的建築師之一，也是現代建築運動中的重要人物，被稱為「現代建築的旗手」。他和格羅皮烏斯（Walter Gropius）、密斯‧凡德羅（Ludwig Mies van der Rohe）並稱為現代建築派或國際形式建築派的主要代表。

ii 當代以幾何秩序描繪空間整頓的藍圖規劃模式的都市計畫，是從柯布1922 年提出的「光輝城市」發展而來。他以城市平面圖、及資料推論出的數據，草擬了一份三百萬居民的當代城市規劃案。其理論構想為，將老舊建築全部剷平，用60 層樓高的摩天辦公大樓、公寓、寬闊道路、緊鄰摩天大樓核心區的巨大運輸設施取代，以紓解市中心的擁擠、增加市中心人口密度、改善交通運輸、增加開放空間；公寓樓與樓之間分隔甚遠，以獲得較佳的通風和採光。
「光輝城市」只是個理論性的概念，並沒有在現實生活中被實踐出來，但其影響了後來建築及都市規劃的思考，被認為是經典。

13. 謝英俊（2011），〈台灣城市因何而死？因何而生？〉，《朗讀違章》，阮慶岳策劃，忠泰建築文化藝術基金會執行，田園城市，2011。

本文作者｜王墨林

1991 年，成立「身體氣象館」，是台灣唯一跨文化／跨領域的非主流藝術團體。2008 年交由姚立群繼續經營。導演作品：「黑洞」系列四齣相繼在東京、香港、北京、上海演出（2000-2006）；由台北國家劇院製作的《軍史館殺人事件》（2004）、《雙姝怨》（2006）與《荒原》 （2010）；另有法國在台協會委託製作之《雨果》，及與韓國SHIIM 劇團合作之《再見母親》等。出版計有《導演與作品》、《中國的電影與戲劇》、《後昭和日本像》、《都市劇場與身體》與《台灣身體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