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立亨

朱宗慶是個喜歡訂計畫，然後隨時修正辦法，逐步實現想法的人。

他隨身帶著一本小冊子，裡面記載著想法、辦法、問題和下一步規畫。從一九九七年開始擔任國立藝術學院音樂系教授兼系主任暨研究所所長的他，三年來已經用掉了十五本大小有如火車時刻表的筆記本。六月獲選連任之後，手邊第十六本筆記本早已啟用。

喜歡訂計畫按部就班來行事的朱宗慶，是一九八○年代初期在奧地利就讀國立維也納音樂學院時，開始為自己立下用筆記本寫計畫的習慣。

第一次訂計畫，朱宗慶就為回國後的十五年生涯訂下計畫：教學、演出、研究與進行藝術推廣……。這些計畫一一實現，而且往往都比預計的時間還要早完成。

「不過，獲得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文藝獎這件事，真的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朱宗慶接著用誠懇的語調，緩緩說出他的想法：「台灣有句俚語說，做人最衰∣∣剃頭、打鼓、吹鼓吹。曾經，打鼓是被視為沒出息的行業，我一個來自台中鄉下的人，能以打擊樂獲得這個殊榮，我除了心中有許多的感謝以外，只能說，這件事再度證明台灣真的是一個不吝給人機會的地方。」

在朱宗慶開始懂得學習計畫、執行計畫之前，好幾個人曾不經意地改變了他人生旅程的方向。幾個發生在關鍵時期的偶然，卻直接奠定了朱宗慶之所以能有今天成就的發展基礎。事實上，走上音樂之路並不是朱宗慶的幼時夢想，打擊樂也不是他就讀國立藝專（即今天的國立台灣藝術學院）音樂科時的主修。朱宗慶和音樂結緣的開始，是一把蝴蝶牌口琴，而不是打擊樂所會使用到的鼓。

童年的「廟口文化中心」

出生於台中大雅的朱宗慶，明明家裡做的是小生意，卻很喜歡和家中務農的小朋友混在一起。大家一起去灌蟋蟀、爬樹、抓青蛙、烤地瓜、或者到河邊比賽跳水的姿勢。有一次他還跟著同學和他們的家人到田裡割稻，順手就把手上的一塊肉割掉，手中疤痕至今仍然清楚可見。

自己玩還玩不夠，還跑去廟口看熱鬧，看有什麼有趣的把戲。莊稼聚落裡的廟口，終年有著不斷的祭祀或酬神活動，歌仔戲、布袋戲和康樂隊輪番上陣，自然聚集而來的四方觀眾既談農忙，也論台上技藝的高下。

「我一直有一種感想，鄉下的廟口其實就是當地的文化中心。台上很認真的在演，台下的大人邊喝茶邊看表演，旁邊的小朋友覺得很舒服也很快樂。」朱宗慶對於廟口台上台下的交流感一直銘記在心，後來自己做起藝術推廣工作之時，往往會因為觀眾發亮的眼睛而不會覺得白費力氣。

國小四、五年級的時候，因為看到一個叔叔很喜歡吹口琴，朱宗慶也跟著迷上吹口琴的樂趣。父親花了新台幣八十元買了一把蝴蝶牌口琴給他，許多童年的回憶也因此伴隨著「虹彩妹妹」和「高山青」的悠悠口琴聲。

當時，他的哥哥已經在勤練爵士鼓；但是，朱宗慶想學的樂器第二名也不是鼓，而是管樂器。看到廟口戲台上康樂隊的管樂手輕鬆不費力的演出，他也產生了自己的嚮往。尤其是從電視上看到樂隊裡管樂手吹著閃亮的樂器演奏時，心中不免想到表演者換成自己的神氣模樣。

國一開始，朱宗慶就加入了學校的管樂隊，原本無師自通，自學自練的音樂知識，開始多了一點來自老師的指點。學會吹奏小喇叭、豎笛、薩克斯風等管樂器之後，又開始學起打鼓和彈鋼琴。
已經是學校樂隊隊長的朱宗慶，同時也是籃球校隊和糾察隊的一員。上學期間的早晚升降旗，是朱宗慶最快樂的時光。朱隊長甚至曾帶領自己和同學組成的康樂隊，光榮地站上故鄉廟口的台上表演。

年少時期的夢與貴人

幼時的幻想竟然在三年內就真的實現，朱宗慶的下一步似乎就是走進電視台成為樂隊的一員了。這時，有個同學跟他說，你應該去考藝專才對。做事劍及履及的朱宗慶馬上寫了一封信去要考試資料，想不到這封沒有附上回郵的詢問信竟然有了回應：「我真的很感謝這個人，因為他其實可以不用理會這封沒頭沒腦的信的。」

高高興興的跑去台北考試的朱宗慶，考完試坐在回台中的中興號裡，鄰座一位姊姊型的乘客看到他帶著管樂器的包包，順口問起了他是不是在學管樂器，知道他想進藝專學音樂之後，她很慎重地告訴他必須拜師學習，而不能只是自己摸索。下車前，朱宗慶知道了這個和他有同鄉之誼的陌生人，竟然是國立藝專音樂科的畢業生。她留下了電話，要朱宗慶如果還需要她的協助，可以直接找她。

朱宗慶當時根本不知道音樂的術科考試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放榜結果當然是中箭落馬名落孫山。這位貴人，後來熱心地擔負起朱宗慶國四班升學顧問的工作，除了告訴他準備考試所應注意的種種之外，她還打電話為他聯絡介紹應該去上的課和老師。

原本想進大甲高中，等大學聯考再去考文化大學或師大的朱宗慶，最後決定一個人搬到台北準備隔年重考藝專。

這個從台中鄉間搬到台北準備重考的年輕人，除了奮力準備功課之外，根本沒有任何娛樂。剛開始上補習班，生性靦腆的朱宗慶還曾有一段時間連出門去吃自助餐都會不好意思，經常獨自在租來的小房間裡吃泡麵果腹。

當時有些師長認為他報考只收五名學生的管樂組太過冒險，但是年輕的夢終究在辛苦耕耘之後歡樂收成。還不懂得要如何為人生訂定計畫的朱宗慶，這次勇往邁向目標的首役，終於以光榮上榜作收。

史惟亮老師的提攜與成全

進了藝專五專部的朱宗慶，開始接受正規的音樂訓練。那時，學校樂團演出常找不到合適的打擊樂手，由於同學們知道朱宗慶曾經學過，就鼓勵他去擔任這部分的演出。

當時的音樂科主任，同時也是知名作曲家的史惟亮先生，看過樂團幾次演出之後，把朱宗慶叫到辦公室去。史惟亮跟朱宗慶表示，雖然藝專沒有打擊樂的主修，但是他認為朱宗慶應該往打擊樂這個方向去努力。剛好那時有位美國打擊樂老師到藝專客座，史惟亮建議朱宗慶可以跟這位麥克．蘭塔（Michael Ranta）老師學習。

聽過科主任的建議，朱宗慶詢問主修指導薛耀武老師的看法，薛老師也認為他可以轉往打擊樂發展。所以朱宗慶從專四開始，就在主任和指導教授的默許之下，以管樂主修的身分，卻將絕大多數的力氣都放在打擊樂的學習上面。

從藝專寄招生簡章給他的無名氏，幫助他考上音樂科的台中同鄉，到史惟亮老師為他設想的讓他轉學打擊樂，從小學爵士鼓的哥哥更是早早地就將鼓讓渡給他去練習。朱宗慶的求學過程裡，實在有太多人在成全他，「這實在是人生的機緣，我的確是非常的幸運。我有很多的困難都不願意去說，但是上天真的給了我很多幫忙，總是有人會對我伸出援手。」

一九七六年自藝專畢業之後，朱宗慶服役的地點是國防部示範樂隊。許博允、溫隆信、李泰祥和樊曼儂等作曲家，在那時經常推出現代音樂曲風的作品，年輕的朱宗慶常被這些人找去合作擔任打擊樂的演出。

從今天的角度去回想，當時為什麼會有那麼多人找他去合作，朱宗慶認為是由於台灣的鋼琴和管絃樂已經有了一定的水準，新的創作者自然會想嘗試將打擊樂也發展到相同高度來共同合作。

從服役期間到退伍後進入「台灣省立交響樂團」擔任打擊樂首席的兩年裡，幾乎所有現代音樂發表會的舞台上，都會有朱宗慶的影子。

不僅如此，就連當時發行的唱片或電影配樂，若是需要打擊樂器的演出，也會找上他。「我當時根本無所求，只想到好玩又可以學習，從來沒想過酬勞多少的問題。結果，和現代音樂作曲家合作的經驗，讓我學會藝術呈現的合作與協調方式應該怎麼進行。他們幾個人雖然大我十幾歲，可是我又可以很直接的和他們溝通，而他們又會照顧我。進錄音間灌唱片，則是讓我意識到音響學和空間關係的重要性。所以，後來進入各種音樂廳演出的時候，我都會多方嘗試去解決音響上面的問題。」

在維也納拓展視野

朱宗慶在學校唸書的時候，就曾經考慮要到美國去繼續深造。在「省交」期間，有朋友寫信跟他說維也納是個不錯的音樂學習環境，朱宗慶開始思考到轉往奧地利求學的可能。

以朱宗慶二十三歲就當上樂團首席的經歷，許多朋友和親戚勸他只要留在團裡面好好幹就好了。有幾個人的勸說內容更是相當實在：你念完書回來，還是繼續當樂團首席，那又何必去唸書呢？

退伍之後，台灣當時的三個樂團（省交、北市交和郭美貞指揮的愛樂交響樂團）都要朱宗慶，他就是因為考慮讀書離家太久，才選擇團址在台中的省交服務。現在，若要深造就又得離開父母，朱家父母雖然不捨，卻都很支持兒子的選擇。至於回來還不是一樣進樂團當打擊樂首席的一席話，卻反而加深了他回來一定要做點事情的決心。

朱宗慶從藝專開始就很喜歡蒐集資料，到維也納之後，更不放棄去蒐集各種音樂教育、樂譜、理論等相關書籍資料的任何機會。為自己訂計畫的習慣則是從資料的分類整理去入手的，他開始在筆記本中記下自己有什麼、還缺什麼？為了達成某個目標，我會遇到什麼問題、怎麼解決。

我們可以說，朱宗慶因為在維也納開了眼界、長了見識之後，開始認真去思考自己可以做什麼。從那時候開始，他隨時訂計畫、修正計畫的習慣延續了二十年，直到今天。

唸書的時候，維也納各劇院和音樂廳都有販售一種合台幣不到三元的站票給學生。那時，朱宗慶往往一個月要「站著」聽上一、二十場的演出。聽過兩年半的維也納愛樂、柏林愛樂和紐約愛樂等世界級的音樂會之後，朱宗慶同時也想著自己未來一定要做音樂的推廣工作。

維也納為朱宗慶開啟了眼界，維也納同時也讓朱宗慶踢到了第一次考藝專未果的類似鐵板。一九八○年，朱宗慶進入「國立維也納音樂學院」，但是打擊樂教授瓦特．懷格﹝Walter Veigl﹞一開始並不願意指導這位學生，因為他覺得已經二十五歲的朱宗慶的年紀太大！

朱宗慶並不氣餒，還是一次又一次的去旁聽。有一次，有位學妹沒來上課，老師要這個「老」學生試看看。那時，老師很驚訝於他的表現，朱宗慶則是幽默的回答老師的稱讚：「我本來就很好呀，只是老師沒有給我機會」。當下，老師終於正式收他這個學生，只是老師要他保證學成之後不會留在維也納發展，以免影響其他維也納人的機會。

「我會回台灣的」

明明老師就是抱著保護自家人的態度在收學生，面對這樣的場景，朱宗慶卻靈機一動，很有尊嚴的說：「我會回台灣的，因為台灣需要我。」

一九八二年，朱宗慶拿到了打擊樂演奏家文憑之後，真的回到了台灣工作。已經有了規畫自己未來發展經驗的朱宗慶，還沒回國就受到當時國立藝術學院音樂系籌備處主任馬水龍的邀請，為這個新生的系進行相關課程的規畫。

那一年，音樂系招考打擊樂的學生，朱宗慶發現考生們並沒有達到他的理想標準，所以就讓錄取名額從缺。但是這樣一來，因為沒有人主修打擊樂，學校當然無法找他來專任。「如果我年紀大一點的話，可能會覺得不管如何先進入學校專任再說嘛。但是，當時剛回國，標準和脾氣都很大，覺得不夠好就不要收。後來事實證明，如果降低標準的話，這個系和收進來的學生都會有問題的。」

雖然朱宗慶先回到「省交」擔任打擊樂首席，隔年才進入國立藝術學院任教。但這中間的一年，卻意外的給予朱宗慶和全省音樂老師直接接觸的機會。

一九八二年的暑假，「省交」開始主辦全省性的「音樂教育研習會」，朱宗慶不僅在台中和這些國小音樂老師們交流，同時還到各縣市去舉辦講座，「我常笑說，我的『樁腳』就是在那時候建立起來的。後來我再帶團去這些縣市演出，或者去成立音樂教室，這些朋友都給了我最直接的幫助。」

同一年，朱宗慶也開始和「雲門舞集」合作《薪傳》中的「拓荒」與「野地的祝福」兩段演出。看過這個描寫先人渡海來台舞劇的觀眾，應該都記得舞者們以大動作和跳躍，來表現青年男女在田野當中辛勤工作的舞蹈。這兩段演出，現場打擊樂演出就是由朱宗慶來擔任。

計畫與「意外」

和雲門到國外、到台灣的鄉間巡迴演出上百場，朱宗慶看到了一個專業表演團體從走進劇場搭台、排練到演出，一整套如何呈現自己作品的完整過程。

更重要的是，朱宗慶看到了林懷民對於藝術的執著與細心，「我反正除了排練和演出時有事做之外，其他時間都在觀察和學習。我真的覺得林老師除了編舞以外，行政管理、宣傳，到照顧舞者都有許多堅持和要求。後來，進了藝術學院專任，我又從他如何經營系務，如何與學生交談的方式裡學到很多。」

朱宗慶學成歸國之前為自己訂定的十五年計畫，分成教學、演奏和推廣三個五年計畫。教學的計畫，在他回國一年之後開始落實；然而，開始教學後的兩年半，他卻有了成立打擊樂團的「意外」機會。

一九八五年的冬天，他和學生們到高雄演出，上台之前，主持人作曲家溫隆信對著台下觀眾說：「讓我們歡迎朱宗慶打擊樂團為我們演出」。朱宗慶先是一楞，演出結束之後卻開始認真的思考起組團的問題。隔年的一月二日，他和一群二十歲上下的年輕人在一家火鍋店裡，終於作出成立「朱宗慶打擊樂團」的決定——比他原先的計畫早了一年半。

也許就是因為現實情況比自己的規畫跑得還要快，朱宗慶也得花更多的精力來補足其中的差距。他家的客廳先是變成了樂團辦公室，他已經多方蒐集並分期付款購買的各式樂器，則變成團員使用的當然樂器。

創團前三年，樂團將收入的百分之八十都存下來準備成立基金會。結果，一九八九年，也就是「財團法人擊樂文教基金會」正式成立的那一年，當時的國家兩廳院主任劉鳳學，要他去擔任顧問兼規畫組組長——這更是完全不在他的計畫當中。

「其實你懂我的心」

一九九三年，三年舉辦一次的「台北國際打擊樂節」正式開鑼，並舉辦至今。隔年，「擊樂文教基金會」結合兩岸之力成立了「傳統打擊樂中心」。一九九八年，基金會開始出版為一般讀者介紹藝文相關資訊的「蓺類雜誌」。

現在「朱宗慶打擊樂教室」在全省已有二十七個教室，學生數萬人。去年，朱宗慶打擊樂團二團成立，今年十月，三團也要問世。朱宗慶的三個五年計畫，不但都已陸續實現，而且根本就是同時在繼續發生當中。

在擔任兩廳院企畫組長的那一年，朱宗慶深感表演藝術界和官方之間經常沒辦法找出可以讓雙方都滿意的相處之道，及至後來帶領打擊樂團或受邀主辦活動，也經常在人事等相關問題上面煞費苦心。

他說，別人總以為他什麼問題都可以解決，孰不知他常常花許多力氣在折衝轉圜，要不就是多方推算，預作準備來求工作圓滿完成。「我在兩廳院工作的那一年，一開始就很想寫一本書，那本書名就叫做《其實你不懂我的心》。我想讓大家知道其實我也是有很多挫折和疑問，但是我不要傳播負面的看法給別人，我希望透過完整的說明來讓別人知道，這些問題只要雙方真誠地了解之後，問題可以不是問題，問題是可以共同來解決的。」

行年漸長，朱宗慶這本不曾認真寫出的書又可以補充更多的案例和體會。只不過，他同時也會想去寫另外一本書《其實你懂我的心》，「因為，我也不斷地從別人的體諒和體會中獲得幫助，這方面就非常正面了。我真的也想寫出許多人在許多事情上面的幫忙，他們其實和我一樣，都是真的要來解決問題。」

台灣未來一定是不得了的

許多人稱讚朱宗慶是藝術行政工作的箇中高手，但他卻從來不曾上過類似的課程，「如果真的要說有關係，我覺得那是因為打擊樂手要面對許多樂器，他要怎麼擺這些樂器才能讓音樂有好的表現，他要怎麼打擊才能順手，這都讓我變得比較早就開始意識到組織化的工作、有計畫的工作是很重要的。」

「台灣的科技已經是世界第一，文化藝術的發展我也覺得大有可為。因為台灣有中國和自己的文化在交流、在融合，我始終覺得一定有許多和我年紀相當的人，他們從小在這種文化交互並融的環境裡成長，他們自己的文化藝術創作會出來，他們給下一代的影響也會繼續發酵。」越說越激動的朱宗慶停頓了一下，接著又說：「我不知道我這麼說恰不恰當，但是過去我們可能對自己比較沒有信心，現在的台灣文化藝術真的是只要有心人共同努力，未來一定是不得了的。」
對於台灣文化的注重，我們可以從朱宗慶在國內外演奏會裡，一定要演奏國人作品的堅持當中看出來。事實上，樂團委託國內作曲家所作的六十餘首曲子，更是台灣音樂界的重要資產。舉辦國際打擊樂節，以及持續推出經典曲目的演奏會，則是讓台灣的觀眾和音樂工作者可以看到世界其他地區的音樂，到底發展到怎麼樣的地步。

在獲得了「國家文藝基金會文藝獎音樂類獎得主」頭銜之後，自稱「我的表情不活潑，但做的都是很青春活潑的事」的朱宗慶，也許會考慮正式啟用一本全新的筆記本來計畫未來吧。又或許，他早就將他所認可的「不得了的台灣文化藝術」融入他的人生計畫當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