蕃仔林，身心安頓之所在

一九三四年六月十五日（農曆五月初四），李喬出生於日治時期新竹州大湖郡大湖鄉香林村（今苗栗縣大湖鄉靜湖村），舊稱「蕃仔林」的地方。

蕃仔林，是早期苗栗地區，漢人移墾的最末端，本是泰雅族原住民生活的場所，在得到原住民默許之後，才有漢人進山墾地。

李喬的父系祖先，不知何時從唐山渡海來台，最早居住在諸羅（今嘉義縣）閩南人佔多數的聚落；後來閩、客衝突、分裂，李喬祖先隨客家人遷往銅鑼，為李姓客家人收養。至於父系祖先到底是客家人或閩南人（也有可能是閩南化的客家人），一直到現在，李喬仍無法，也無意查證。

李喬父親——李木芳，則是以幼時為人放牛，長大後當隘勇的「孤兒」之姿，出現在李喬的家世敘述裡。

母親葉冉妹，也是被棄養、被多次轉賣，最後成為彭家童養媳的「花囤女」。李喬母親被彭家收養後，本預定和彭家第三個兒子「送作堆」，沒想到結婚前夕，彭家三子突然暴斃。當時彭家剛到蕃仔林，正是需要勞動人手的時候；彭家幾經考慮，決定招贅李喬的父親。為了防患子女將來爭分財產，雖是入贅，李喬父親所生子女，仍維持李姓。

父親入贅彭家以後，和母親兩人在彭家對面空地，另外建屋而居，李喬和他的兄妹，總共三男二女，都在這裡出生，蕃仔林成為李喬家族生命的源頭。

在台灣的客家人，是相當重視族譜的族群。大部份客家人，在敘述家族史時，總以能夠找出中國原鄉的唐山祖為榮，表示自己能「飲水思源」，不忘本。

如飛揚的種籽般，孤獨飄落在蕃仔林聚合的李喬雙親，卻以孤兒的身份，斬斷李喬家族與唐山原鄉的臍帶，從此，鄉愁不在唐山，原鄉不在唐山，而在台灣，在蕃仔林。蕃仔林距離現在的苗栗火車站，大約一小時車程。下車後，從經常出現在李喬小說中的蕃仔林地標──下蕃仔林的伯公廟，步行需走半個鐘頭左右的山路、陡坡，才能到達李喬出生地的「上蕃仔林」；沿著山路，至今仍看得到李喬小時候喜愛的艷紅刺莓──野生的小草莓。

山巒環抱的蕃仔林，草木繁盛，充滿大自然生機，地質卻是最不適合耕種的「石卵地」──不僅土質貧瘠，土壤裡並且佈滿大大小小的石頭，在耕種以前，必需以山鋤開挖，用雙手將石頭一塊一塊搬走，早期開墾的山農，往往耗費許多時間、力氣，才能拓墾出有限的可用山園，這些山園大都只能種蕃薯、桂竹或杉木，卻無法播種稻子。

如此貧瘠的土地，卻是孕育李喬文學的豐饒母土；李喬從這塊土地上，找到安定生命的力量，也找到創作的泉源。

多元文化啟蒙

日治時期二○年代，原本在蕃仔林種山的李喬父親李木芳先生，在聽過幾次「文化協會」的演講之後，轉而熱心參與農民運動。台灣「農民組合」成立後，李木芳成為「農民組合」大湖支部的負責人，經常四處奔走，替農民爭取權益，也因此成為日本刑警監視、緝捕的對象，不是坐牢，便是逃亡，很少在家。

李喬和兩位哥哥，年齡相差十多歲，李喬讀國民學校時，兩位哥哥已學校畢業，外出工作，自謀生計了。

因此，李喬在蕃仔林的童年歲月，幾乎是很少和自己的父兄相處的。

除了母親和妹妹，陪伴李喬渡過童年歲月的，竟是兩位來自不同文化族群的老人：一位是台灣原住民——泰雅族酋長禾興；另一位則是來自唐山，曾任台灣民主國總統唐景崧撫轅親兵的唐山人——阿妹伯。

阿妹伯是當時蕃仔林，唯一讀書識字的人，他是李喬漢文教育的啟蒙老師。
除了中國傳奇故事，阿妹伯也懂得中國文化中帶有神秘色彩的兩樣東西：藥草醫術與拳腳武術。

儘管中年以後的李喬，在台灣主體意識漸次浮現、日益明確之後，與中國文化已漸行漸遠，但是，無可諱言的，阿妹伯精彩動人的故事，以及讓李喬認為可以「打遍天下無敵手」的武術，在孩童時期，的確深深吸引了匱缺父愛的李喬。

相對於阿妹伯古老、沉鬱的大陸性文化，禾興老人讓李喬體驗了另一種，奔放、飽含生命力的台灣原住民文化。

稚齡的李喬，在當時只是歡喜禾興老人教他打飛鼠、抓山兔、滿山嬉遊的快樂，似懂非懂地聆聽禾興老人談「死亡」的黑暗可怖、「性」的奧秘美妙，卻不知道禾興老人，突破漢人「死亡」與「性」之禁忌的生命觀、與土地結合相依共存的土地意識，在日後，將如種籽發芽竄根，成為他文學創作的重要主題，以及文化論述思想內容的一部份。

稚齡的李喬，同樣不瞭解：父親為何經常不在家，日復一日，煤油燈微弱亮光明滅的家屋，就只有他和母親兩個人。
童年時期，李喬對父親的記憶，恐怕未及對父親在屋子外面種的一叢艷麗聖誕紅深刻。

遙遠的記憶底層，李喬依稀記得：很小很小的時候，母親總是把他放在一個墊著破布的大竹籃，和另一個放山鋤的大竹籃，一起挑到山園裡，一面工作、一面就近照顧。或許，一、兩歲的時候被母親挑到山園的真實記憶，隨著年齡增長，已日漸模糊；但是，幼小身軀被放置在遼闊天地間所覺知的孤獨、渺小感，卻在那遙遠的年代，早已深深烙印在李喬內心，成為他生命中永遠揮不走的「原初形象」。

強烈的孤獨感，如影子般，就這樣伴隨著李喬，從童年、少年、青年，以至於中年……，直到他從寫作中，找到自己生命皈依的所在；在寫作過程中，獲得心靈的救贖。

坎坷的求學之路

一九四○年，七歲的李喬入學大湖郡大湖東國民學校。從蕃仔林住家，到大湖東國民學校，以小孩的腳程，大概需要一個鐘頭。冬天早上，天空仍暗濛濛，李喬便推開家屋的籬笆門，帶著火把，以花色包袱巾包裹書本，繞過後背，在腰際打個活結，赤腳走下蕃仔林。包袱巾裡，同時裹著兩條蕃薯，那是下午放學後，為了補充走陡坡回家所需體力而預備的糧食。寒冬霜重，山路崎嶇陡斜，寒氣如針刺，從腳底涼透幼年李喬薄瘦的身軀。那種椎心刺骨的感覺，直到成年以後，仍鮮明地留在李喬記憶中。

一九四四年，終戰前一年，李喬唸國校四年級。這一年，空襲頻頻，有時候，才到學校，警報就響；有時候從防空洞回到教室，才坐好，又是緊急警報，弄得師生都無心上課。眼看戰況越來越激烈，李喬父親索性叫李喬不用去上學。不用上學的李喬，有時在家幫忙母親做一些事，有時在山野間奔跑、遊逛、抓蝦公、釣山蛙，和村人聊天。

而一幕幕戰爭的悲劇，卻不斷在李喬童稚的眼前上演：一個個健康青壯的蕃仔林男子，出征後，變成一盒盒白木箱回到蕃仔林。留在蕃仔林的人，因思念丈夫、兒子，成痴成癲；許多人因糧食匱乏，必需想盡辦法維持生命，抵抗死亡……。

戰爭陰影下，貧窮、飢餓、死亡的蕃仔林故事，強烈衝擊著幼年李喬敏感的心靈；日後竟成為李喬心靈銘刻最深的創作題材……。

一九四五年，台灣結束長達五十年的日治時期。
這年，李喬離開蕃仔林，寄居大湖街上一位「同年」家中，並復學大湖國民學校。

母親和妹妹稍後也搬離蕃仔林。李喬父親，代表地方人士，從日本人手中接收大湖區（即日據時期之大湖郡）。父親毫無私念地，將苗栗地區，大片大片日本人留下的土地、一座座完好的日本房舍，全部登記造冊，等待處理。

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發生後，憤怒的大湖居民，群聚關帝廟，預備痛打大陸人，幸賴李喬父親出面，安撫鄉民，才免除一場可以預見的流血衝突。沒想到，三個月後，李喬父親竟以「領導暴動」的罪名被捕，事後雖免於被殺，卻從此性格大變，成為失去理想的頹敗之人。

一九四七年七月，李喬自大湖國民學校畢業。父親以「家裡沒錢」為理由，反對李喬繼續升學。不願就此輟學的李喬，想盡辦法，終於爭取到就讀「大湖初級職業學校」蠶絲科的機會。「大湖初職」在當時可能是全國學生人數最少的學校：一年級二十一人，二年級十八人。學校教學，主要以養蠶為重，讀書只是附帶，每學期幾乎是一半的時間都在養蠶，祇有一半的時間上課；因此，李喬在這裡三年，實際上並沒有學到多少書本上的知識。

一九五○年，李喬自大湖初職畢業，同年考進苗栗農藝學校。李喬在「苗農」讀了一年，因受不了英文、化學、數學的折磨，高一下學期結束，自己決定休學，同時也萌生投考「新竹師範學校」的念頭。

一九五一年九月，李喬果真通過考試，進入新竹師範學校就讀。「竹師」三年，除了做為將來要成為教師的基本養成教育，李喬在課餘並且向教國文的周紹賢老師學作詩填詞，聆聽周老師單獨為他一人開講的《老子》、《莊子》。另外，教歷史的吳顧言老師，在課堂上則喜歡談人生哲理、西洋哲學和佛學。

經由吳顧言老師，李喬接觸了巴克萊、叔本華、康德、斯賓諾沙、尼采等西方哲學家的思想理念，以及佛學思想，為他的思想結構打下以悲觀論為基調的哲學基礎。未能接受較高、較完整的學校教育，曾是李喬生命中難以釋懷的遺憾。然而，卻也因此更激發他「求知若渴」的生命動力；一直到現在，李喬仍是熱衷閱讀的作家。

持續不斷地閱讀累積，不但逐漸消弭李喬心中的遺憾，更且豐富了李喬文學的思想內涵。

寫作，做為一種志業

一九五九年，仍在軍中服役的李喬，於《教育輔導月刊》發表他寫於一九五六年的第一篇小說〈酒徒的自述〉。
一九六二年，服完兵役，已婚，並育有子女的李喬，再度拿起〈酒徒的自述〉之後，短暫停頓的創作之筆。

彷彿積壓已久的思緒意念，已迫不及待，急於化作文字迸跳、湧現般，此一提筆，李喬即以驚人的爆發力，不停地寫下去，從此，「寫作」成為他一生不變的志業……。

李喬的小說題材，早期主要來自現實生活，小說背景則以蕃仔林荒村與群山環繞的山城小鎮為主，而擴及於現代都會。透過多樣而豐富的人物題材，兼容事象敘述與內心刻畫的寫作手法，描繪台灣人民痛苦與掙扎、奮鬥與反抗、悲傷與歡樂的生活縮影，小說主題大多聚焦於個體生命之哀樂愛恨。

一九七七年，為了寫作「噍吧哖事件」，李喬閱讀了三、四百萬字台灣省文獻委員會出版的《余清芳革命全檔案》，並且實際跑到事件發生地：高雄甲仙、台南玉井、南化、左鎮……等地做田野調查，親自瞭解事件發生的實際情況，以及相關細節。在南化、左鎮、玉井等地，李喬除了訪問事件劫後餘生的歷史見證者之外，並且到南化鄉公墓山丘上，安置烈士骨骸的「忠魂塔」弔念英魂。

而就在鄉公所的人，打開忠魂塔塔門，看見塔裡一顆顆被子彈貫穿的骷髏那一剎那，李喬意識底層，激昂的革命熱情與歷史意識被喚醒了，而「突然感覺到，啊！他就是我的祖先，如果我生在當年，今天可能會是我的子孫拿著我的骷髏在看。」（《李喬短篇小說全集》卷10「資料彙編」，p.68）。

經由「噍吧哖」烈士骨骸的激盪，李喬的血脈，慢慢貼近台灣歷史的長河；他的眸光逐漸凝聚在台灣悲情的土地上……，他的小說創作，逐漸跳脫個人小愛小恨的纏繞，脫出意識混亂的「恍惚的世界」，戰勝黝黯、陰沉的「昨日水蛭」，他的滿腔熱血、對人世無盡的愛與關懷，終於在台灣這塊苦難、悲壯、寬闊的土地上，找到「認同」，找到可以犧牲奉獻的對象，也找到「永恆的母親」，而寫下《寒夜三部曲》、《埋冤．1947．埋冤》、《台灣．我的母親》等，以台灣歷史為素材，充滿歷史關懷與土地意識的長篇小說和史詩。

李喬同時也是一位勇於向形式挑戰、擅變、多變的創作者。

除了早、中期的短篇〈飄然曠野〉、〈婚禮與葬禮〉、〈人球〉、〈皇民梅本一夫〉、〈某種花卉〉、〈小說〉、〈孽龍記〉，中篇《痛苦的符號》等，曾以富於實驗性與創意的形式寫作之外，二○○四年，李喬在完成多年的「文學外務」之後——包括撰寫文化論述、製作電視節目、參與社會運動等──重返文學本行，更以別具一格的寫作方式，寫下名為「重逢──夢裡的人：李喬短篇小說後傳」的系列作品。

「後傳」內容以重訪小說人物、重臨小說場景、敘寫小說之後續發展、創作動機等「真實故事」為主軸，是一種「反虛構之虛構」的「後設」觀念；在小說中，李喬故意混淆小說「虛構」與「真實」的界線，讓讀者介入「虛構的真實故事」的創作過程，凸顯「小說雖為虛構，卻有其真實性」的寫實精神。

在「後設小說」盛行，刻意強調小說之虛構本質，甚而淪為文字遊戲的廿一世紀初期，李喬以反逆時代潮流的創作理念，寫下「後傳」，充分流露其批判性與反抗意識。

從一九五○年代開始寫作，到二○○六年的現在，李喬一共完成二百多篇的短篇、十三部長篇、一部長篇史詩、五部文化論述、二部文學論述。

從作品類別觀之，雖然包括文學創作、文化論述、文學評論等體裁互異的三大類，但是，就思想內容而言，三者之間卻存在理論與創作相互印證的關係。李喬的小說，表面看來直接易懂，實際上蘊含的卻是一顆情感豐富、思想複雜的心靈，對人世、對土地的深刻體驗與深層思考，書寫的不僅是他個人生命追尋的歷程，也是台灣人土地認同的建構過程、台灣歷史的再現。

本文作者／許素蘭 

一九五三年生，台南市人。成功大學中國文學學士，靜宜大學台灣文學碩士。曾先後擔任「鳳凰樹文學獎」、「府城文學獎」、「吳濁流文學獎」、「賴和文學獎」評審，現任靜宜大學中文系兼任講師。著有：《昔日之境──許素蘭文學評論集》；散文、評論合集《文學與心靈對話》；碩士論文《冰山底下的大水河──鄭清文短篇小說研究》；單篇評論：〈愛在失落中蔓延──李喬《情天無恨》裡情愛的追尋幻滅與轉化〉、〈流亡的父親．奔跑的母親──郭松棻小說中性別烏托邦的矛盾與背離〉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