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省與創新
記李祖原建築設計創新創作的歷程
 

國家文藝獎自2005年起增加建築類之設獎，己有漢寶德及姚仁喜二位建築師獲頒此國家至高之榮譽獎項，對提昇我國建築設計之品質有非常良好的社會正面意義，本人過去亦曾為本獎項之初選及複選之評審，對主辦單位追求完美之行政處理至為感佩，亦對主辦單位力求推薦入選之個人必需仍「持續創作」之條件之堅持深感敬佩及支持。因此本人擬以此為出發，說明李祖原在建築設計創作上之成就。

在中國，建築專業的形成與發展始於20世紀的20年代，在台灣，雖有日本人在約略相同的年代開始推動建築專業的發展，可是二者對於銜接當時國際現代建築式樣之新建築追尋顯然有較為明確的傾向。對李祖原而言，這不僅是建築的問題，更是文化的問題。李祖原返台開業（1978）之前在美國工作，其社會地位及作品表現上均是華裔建築師的佼佼者（回台前己任William Pereira事務所副總裁），並曾參與由華裔建築大師貝聿銘所主持的《大阪萬國博覽會中國館》之設計工作。但是對曾關心、觀察與瞭解李祖原作品發展歷程的人而言，他回台後的創作己與他在美國工作時期的作品有所差異。對一位曾經如此極度熟悉西方現代建築操作的他而言，這種改變與其說他是在自尋風格不如說他是在「反省現代」。反省的真實含義就是必需持續改造，反省的過程其實就是必需創作創新（innovative），而李祖原所曾參與建築設計的《大阪萬國博覽會中國館》一反過去參展以中國古典官式建築為主題的館舍空間，而以「現代中國」建築為主題的設計表現，不僅獲得當時國際肯定，也似乎為李祖原此後決心投入中國文化的設計主題埋下了伏筆。

從歷史及文化的角度而言，如同前述，無論是中國與台灣在建築文化發展上都是晚進的。然而在20世紀20年代的中國，雖然西方現代建築的發展己成形勢，但如梁思成、林徽音、劉敦禎……等傑出中國建築史學者開始致力於古代中國建築的測繪、研究及保存的工作，無疑的是對近代中國文化發展史上的一大貢獻。在他們日後所出版的史料及論述中，無不想藉此持續性的研究對當時及未來中國的建築設計發展有所積極貢獻。最明顯的例子就是梁思成在1950年曾手繪了二幅「想像中的中國建築」，其中一幅名為「樓高35層的中國建築」，另一幅則名為「十字街口的小廣場」。這二幅圖在我個人的角度看來其實是近代中國建築史上少見且具關鍵性意義的「紙上建築」作品，先不論這二幅圖對至今在中國大陸「民族形式」建築設計上所形成的重大影響及啟發，顯然，以梁思成的學術地位及學者性格，對如此具「入世」性質的建築設計議題如此關切，說明了建築研究之於建築設計在實踐上的重要性，更何況梁思成的研究其實就是對古代中國建築設計在構築（tectonics）的全面研究。梁思成對當時中國建築發展的關心乃理所當然之事，這二幅想像圖其實就是他對當時建築文化的反省而形成創作創新上的設計論述。

顯然，經過時間與社會變遷的衝擊，1949年以後的台灣在以梁思成的設計論述為前提的發展己不再是社會的主流價值，取而代之的仍是抽象且物性的西方現代建築。雖然這其中因政治發展需求力倡「復興中華文化」而有了所謂「仿古式」建築在台灣的出現，但這仍與「反省及創新」的核心價值相去甚遠。直至70年代末的「鄉土文學論戰」之後，這個核心創作價值及創新才獲重拾。80年代初我們開始看到台灣建築師在這方面「持續性」努力的結果，其中李祖原的作品最值得關注。

從社會的層面來看，建築之於整體社會不僅僅是一件具創意的作品而己，建築設計創意背後其實是「文化」的問題。我們可以理解台灣的社會發展雖不如西方成熟，其現代化的歷程為近百年之事，且因具備海島環境的優越性所形成的貿易發達，台灣在20世紀的70年代開始步入了現代化工業國家的發展方向，且形成了有如西方國家資本主義的社會發展模式，建築因此成為以「經濟發展」為前提及需求下的重要指標，而商業建築及房地產的興起正是這類社會發展需求下的「商品」，這種現象對於多數台灣建築師而言是一種宿命，並非建築師不能為，而是社會大環境對建築的認知過度現實的情況下，形成建築師在設計上的不可為。尤其在以「文化創意」的前提下，建築師的設計創意表現空間更形有限。

但是從研究台灣當代建築的角度來看，台灣的商業建築發展因為李祖原秉持對「中國文化」的信念及持續性的努力，以非常「出世」的態度面對以利益算計為前提的台灣商業社會，並從而影響了「業主」在商業及房地產獲利之餘，同時讓社會接納及擁有了建築設計上的文化創意表現，使得台灣的商業建築成為當代台灣建築研究不可或缺的一環。而李祖原對包括商業建築案例在內的所有建築作品案例均以相同的信念、使命、態度及熱情處理，也就形成了建築設計創意上的產業價值，而台灣的商業建築環境也更具文化內涵，我認為這是李祖原對提昇建築師在台灣的社會地位，及提昇建築設計在融合專業及文化所形成的獨特性創意來說意義重大的貢獻，也落實了文化創意發展上非菁英取向的普世價值。我們可以《大安國宅》，《東王漢宮》及《成大航太所宿合》等住宅作品為例。

從《大安國宅》在台灣傳統建築語彙的使用，到《東王漢宮》以中國庭園空間垂直化佈局的概念，再到《成大航太所宿合》將中國生活文化中居住者以「頭頂祥雲，腳踩福地」所形成的天地觀所轉化而成的建築設計，己大幅的改變了傳統中國建築三段式立面（屋頂、屋身、台基）的佈局，而逐漸形成符合滿足現代生活需求與建築形式在生活文化上結合的創意表現。即使以一般建築設計業務中最難以著力的辦公大樓而言，如《宏國大樓》、《高雄長谷五十五層大樓》、《高雄東雲建台八十二層大樓》及新近完工且於2006獲《建築師》雜誌獎的《台北101》等作品，我們亦清楚看到李祖原在文化形式反省的工作上做得更深刻，他的反省對象不再只是對現代建築，更包括了現代生活文化、哲學及宗教，而這些即廣泛且深刻的自我反省，更在這些近期的作品中呈現出李祖原在建築設計創意上更大的挑戰，尤其在高層建築的建築類型上，可以看出李祖原的反省及作品的創新並非單為形式，而是尋求現代材料與技術在整體構築及文化上更精確的建築意義再現。在這觀點上，李祖原的作品早己脫離且超越了梁思成二幅想像圖所架構出以中國傳統建築形式文脈的空間想像，達到了兼具心理／哲學及現代實質空間需求的創作創新結果。這也是李祖原以台灣的社會環境為基礎對中國文化與建築所提出的創新見解與貢獻。

到目前為止，我認為李祖原的創作成就即使是在如此重視及強調民族主義的中國大陸的建築師恐都無法超越，正如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建築系主任張永和教授在2007年10月5日在淡江大學建築系的演講中提及關於現代中國建築創作議題時，他以肯定的語氣認為「……我是愈來愈向李祖原靠攏了。」因為張永和認為李祖原在近超過二十年的時間中親自參與設計創新所累積的原創力（originality）能量是難以想像且令人佩服的。而以李祖原這樣一位在台灣成長養成的建築師而言，他的作品所面對的並不全然是台灣及中國，而是以亞洲東方文化為背景面對歐美等建築強勢文化的作品，尤其在前述論及的高層建築設計。

李祖原持續不斷的創作成就正如日本建築師石山修武（日本早稻田大學建築系教授，前任系主任）於1989年於《中國時報》人間副刊上的一篇文章〈李祖原論〉所言，石山認為「李祖原建築設計作品中的文化深度是日本建築師所難以比擬的」，從這句話我們大致可以理解從全球的角度而言，發展具地域特色的建築設計的難度是相當高的，但是李祖原憑藉他個人對信念堅持的熱情及充份的反省，使得李祖原的作品創作與創新有機會讓我們在面對歐美建築師的作品而讚嘆不己（或是失望挫折）之時仍有一絲可為相對存在的視野與空間，進而審視及瞭解建築設計上具現代生活與科技包容力的新東方文化，及其對亞洲華人文化主體性的正面影響。

為了要求自身反省的完美，李祖原曾隨牟宗三學習中國哲學並以個人名義贊助台灣哲學界極為重要的刊物——《鵝湖月刊》的發行，亦曾隨惟覺法師習佛，目前仍與哲學家史作檉往來學習。由此可見其自身要求之高。李祖原同時也是一位畫家，擅長中國水墨繪畫，作品曾獲吳納遜（鹿橋）之鼓勵而開過畫展；李祖原同時也是以建築師身份申請台北市立美術館展出其創作作品獲得同意展出的第一位建築師，對於提昇其作品層次從工程到藝術主題（該次展出主題為山、花、水、白），並提昇一般民眾對建築藝術與文化的欣賞能力，李祖原做了一次相當好的示範。李祖原並受國立台灣美術館之邀於2000年參與威尼斯雙年展台灣館之展出，該項展覽為當前全球最受重視之建築展，李祖原受邀並以「生命城市」為題，表現出其長久以來對自我心靈高度的不斷提昇之同時，在城市美學與倫理之對辯中，找到一個不同於西方建築體系的台灣（或中國）觀點（註1），該展為台灣第一次參展，對台灣的建築界乃至全球，李祖原的觀點不只呼應了大會對於「美學與倫理」應相互對話的全球觀點，也相對提醒了東方的城市哲學觀點對於當前城市發展所可能提供的重要性。李祖原在威尼斯的展出也為往後台灣建築界的國際發聲奠定了一定的基礎。

對任何藝術創作者而言，創作的過程都是孤獨的，而比起其他藝術類型的創作，建築的創作相對是困難的。我認為，對李祖原所堅持的透過反省而發展的創新與創作，也只有從全球的角度才能深刻體認其創作經驗的珍貴。

註：倪再沁，〈生命城市——第七屆威尼斯雙年展專刊序文〉，台中：國立台灣美術館，2000。

本文作者∣吳光庭

美國密西根大學建築碩士，專長從事於1945以來台灣現代建築發展之研究及建築與都市設計。目前任教於於淡江大學建築系並擔任系主任（2006-）。曾任中華民國都市設計學會理事長（2003-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