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路，本名路平，1953年生於高雄，臺灣大學心理系畢業，美國愛荷華大學碩士。曾任中時晚報副刊主任、中國時報主筆、香港光華新聞文化中心主任，並曾在臺灣大學與臺北藝術大學任教。其代表作品：《袒露的心》以抽絲剝繭筆法，創作家族書寫的高度，2018年獲得第42屆金鼎獎。2020年出版的《間隙》，寫下罹病經驗，是向內尋求的「間隙」，也是對文字的另一番探險，以文字攀登另一個高峰，獲得2021臺灣文學獎金典獎。

趣味 

趣味是初衷，對我這個作者，亦是為什麼繼續寫，寫了40年的理由。 

40年如一日，一年一年過去，更加確認自己（試圖？）創造的是文字的想像力，讀者因之有解碼的趣味。 

過去寫的書一本一本疊上去，在我心裡，一座想像的書架上，還沒寫出的書放在最頂層。始終寄望下一本更高處的書，如果可以寫出來，如果寫成了，其中蘊含的趣味，像是陪伴我走過孤單／帶來快樂的那些書，多麽好。颱風夜就著燭光，露營時就著營帳內的瓦斯燈，旅行中脫班誤點，還好背包裡有小說，在機場席地躺下，繼續翻頁，不知不覺中，天色已經大亮。 

沙灘炙熱的陽光底下，隨時轉換心境，應合著海浪聲，帶來清涼的也是好看的書。 

即使在最難捱的狀況下，手邊握著的書常是我的解藥。它消除不安，它緩解疼痛，奇蹟似地讓人走出低谷，帶來療癒的力量。 

閲讀與寫作，一體兩面，想像力的千迴百轉，始終是文字最獨特的吸引力。這些年來，無論我從事小說或散文，題材是歷史、科幻、社會事件，為什麼努力經營，把最多的歧義濃縮進文字裡，皆因為趣味！在燈下刪來改去，文字間拆拆又織織，試圖進到書中角色心裡，潛入心裡的伏流暗湧；也時時在她（或他）的故事裡嵌入我本身的心境。由於寫作，不只度過一個人的人生，跟著我的角色們，參與他們各種奇趣人生，分享交換靈魂的新鮮感。 

難度 

對自己而言，過去每一本都是力作！ 

每一場都是生死搏鬥，每一本書（尤其小說）完成後，以自己苛求的眼光看，也可能是美好意念的殘骸。 

「一本比一本更難」，我總是這樣說。繼續在疊高難度，或者說，希望達到的是永遠達不到的高度。 

日日夜夜，顛倒夢想：想著怎麼樣的內容與形式，透過精準的文字，讀者在另一端，就能夠勾起同樣的感受。作者在創作過程中，必須極度專注。或者，我喜歡的正是本身這專心致意的狀態。專注於一本未完成的書，那是澄淨而安定的心情。 

遇到有人問，最滿意的作品是哪一本？我的答案始終不變，那是下一本，然而它愈來愈困難，難如攀爬天梯。

難度vs.趣味，表面上是相反的面向；但寫作生涯中，二者像纏繞的麻花。趣味等比於難度，難度等同於趣味：因為它困難，所以充滿趣味；或者說，歧義藏在文字中，期待它雋永，註定了挑戰極限。至於我自己，著迷的是趣味？專注的是難度？帶來內在獎賞的，究竟是趣味還是難度？為「國家文藝獎」寫下感言的此刻，回首來時路，二者的滋味竟也……難捨難分起來。

以袒露的筆，勇敢探觸歷史與現實：平路 
文｜陳芳明　圖｜平路提供 

台灣文學發展到1980年代時，整個文壇氣候有了截然不同的改變。那樣的改變，全然來自政治結構的鬆動。黨國體制籠罩戰後台灣整整30年，所有的人文精神與藝術美感都受到戒嚴時期的支配。在1987年解嚴之前，台灣社會其實已經出現一些活潑的跡象。這樣的改變在一定的意義上，與台灣經濟結構的發展息息相關。1970年代之前，台灣最主要的工業生產是紡織業，進入1980年之後，全球化的浪潮也開始襲擊台灣。從前的商品生產，為這個島嶼帶來太多的汙染，為了配合新時代到來，台灣開始出現了工業園區與高速公路。經濟上的演變，自然而然也對所有的人文思考帶來巨大衝擊。 

從文學的層面來看，可以發現過去男性中心論的文學作品，充斥整個讀書市場。當政治環境發生挪移之際，文學生態也逐漸發生改變。黨國體制支配下的台灣文壇，一直受到儒家思想的控管。而這樣的思想總是釋出男性中心論、漢人中心論、異性戀中心論的偏頗。當台灣經濟改變時，大量的女性也投入工業生產，這使得長期掌握發言權的父權體制也逐漸受到挑戰。文學生態正是在這樣的關鍵時期，也開始出現巨大變化。女性作家、同志作家、原住民作家開始衝破歷史地平線，文學生產也同樣受到牽動。尤其是女性作家，她們的人文關懷也慢慢被文壇看見。風起雲湧之際，平路以全新的姿態在台灣文壇登場。 

從最早的短篇小說〈玉米田之死〉（1983）出發之後，平路便勇敢打開她的思維方式與價值觀念。不過初期她最受矚目的是《椿哥》（1986）那部作品，把歷史上從未發言的小人物翻轉成為故事主角。這部小說的書寫技巧便是讓中心人物一語不發，所有發言的聲音都是他周邊的長輩、親戚。有那麼多的噪音，似乎隱隱在引導椿哥的生命。在時代洪流裡，被推擠到海島台灣的外省小人物，如何維持一條活命？小說中的椿哥保持高度沉默，他有一雙靈活的眼睛，靜靜觀察周遭的改變，也觀察時代的改變，椿哥的位置正好清楚觀察家族生態的起伏。平路開啟一種前所未有的書寫策略，便是主角從未發聲，而是由周邊的各種聲音烘托出來。那種上乘的創作技巧，唯平路可以到達。這是一種反白式的書寫策略，在各種交錯的對白中，隱隱看見小說主角的際遇與命運。

以文學之筆干涉「偉大」人物的生命史 

平路之所以受到文壇的矚目，便是以她的文學之筆去干涉「偉大」人物的生命史。歷史上所謂的偉人，其實都是被後人供奉出來。他們的人格與尋常百姓沒有兩樣，只因為被放在握有權力的特殊位置，才被眾人所看見。她早期的一部小說《行道天涯》（1995）就已經展現一種以小搏大的策略，讓高高在上的權力人物走下神壇，以一般百姓的觀點，透過七情六慾的人性，去揣摩大人物的尋常生活。這部小說相當精彩點出，所謂偉大人物都是被後人的崇拜所形塑出來。如果把崇拜的迷霧消除，偉大人物其實沒有那麼偉大。孫中山從來不知道自己是「國父」，必須等到民國史確切建立起來之後，他的尊稱才被後人追加。 

在孫中山身邊的宋慶齡，從來也不知道自己的丈夫有一天會被崇拜成為中華民國國父。她追隨孫中山，完全是為了個人的愛情。當年孫中山已經60歲，而宋慶齡才跨過30。這種年齡差距，並未影響兩人之間的愛情。民國建立以後，宋慶齡的地位也跟著提升，國共兩黨都非常尊敬孫中山，畢竟沒有推翻滿清政府，就不會有後來的民國史。國共分裂時，孫中山一直希望兩黨能夠合作。蔣介石卻有私心，他個人想獨攬革命的果實，這也是孫中山北上的原因，而陪伴在身邊的就是宋慶齡。平路描寫一個洶湧的大時代，能夠使用平靜的文字鋪陳出來，這正是她的小說藝術最動人之處。以文學介入歷史，正是她小說的迷人之處。 

在歷史似是終結時，開出另一條故事的道路 

《百齡箋》（1998）的封面，在書名旁邊有兩排文字寫著：「每個女人的心事／都是一座祕密的海洋」。這幾個字，正好洩漏了平路的書寫企圖。她在書前的序言提到：「為什麼說故事可以換來這麼多趣味？其中充滿了隨時可以帶你走上一條岔路的歧義。記憶不可靠？愛情更引人疑竇？記憶裡的愛情原本充滿了各式各樣的破綻……」簡單幾句話，似乎讓讀者窺見小說家的文字技藝。在很大程度上，歷史的發展往往出人意料之外，完全沒有規矩可循。而這也說明了平路創作時的靈光乍現，讓歷史似乎到達終結時，卻又開出另外一條故事的道路。 

這部小說的重頭戲，就是最後一篇〈百齡箋〉。聚光的焦點投射在宋美齡的身上，這位蔣介石夫人在晚年選擇離開台灣，定居在美國東岸紐約，有多少珠寶也跟著漂泊到海外。縱然富可敵國，她的生命晚年卻孤獨而寂寞。平路敢於觸探蔣宋美齡的故事，顯然有她個人的小說企圖。畢竟這樣一位公共人物，卻又保持了神祕的生活，從來就是一般老百姓最感好奇的議題。受到權力支配的台灣百姓，對於蔣家一直保持愛恨交織的感情。台灣政治能夠保持直到目前為止的自主性，完全是因為蔣介石死守台灣。蔣介石以「反攻大陸」的口號佔據權力最高位置，並且也在台灣製造白色恐怖，槍決無數人民的性命。但從另外一方面來看，他的虛偽政治口號反而使台灣免於中共的侵略。 

宋美齡依附在最高權力的保護傘下，終其一生都保有了非常華麗的生活，這位名女人卻又保持高度的神祕。平路便是在這位高貴女性的周邊，釀造了小說故事。小說讓這位人物站在高齡的峰頂，回望她一生的起伏升降。這位夫人一直沒有把人民放在眼內，而只關心自己的安穩生活。在公共場合總是以完美無缺的形象出現，在私人領域也還是沒有放棄自己的形象與尊嚴。在小說中，平路刻意揭露民選總統李登輝當選時宋美齡的內在心情。面對如此殘酷的現實，宋美齡仍然如此自我安慰：「蔣總統是世界政治家中首先揭發共產黨徒陰謀的第一人，同時也是著手反共的第一人。幾年以前，他因有反共的勇氣與毅力先獲得讚揚。現在卻被人侮蔑了。時代雖已改變，但此人並未改變。」 

顯然宋美齡無法面對一個新的時代正要到來，而這個新時代不再有威權統治，也不再有國民黨的一黨專政。那種對權力的眷戀，與其對過去榮華富貴的珍惜，簡直是違逆了整個時代潮流。這篇小說可能是平路對時代轉變的精確描述，宋美齡的心情不只屬於她個人，也屬於隨著蔣家來到台灣的外省子弟的茫然失落。平路在營造小說之際，相當生動地描繪了宋美齡的落寞，畢竟屬於她的時代已經完全消失，彷彿是一場追弔的儀式。《百齡箋》完成時，蔣家的政治權力再也無法與台灣民意相提並論。

在歷史記憶空白處，打撈被遺忘的失敗者 

平路的《婆娑之島》（2012），始於一個帝國的終結。對東方史家而言，熱蘭遮城的征服，是中國四百年來最為輝煌的記憶。在此之前，漢人從未成功抵禦來自海上的侵略；不管是倭寇，或是紅毛。鄭成功在歷史上之所以成為迷人的傳說，就在於他擊敗海上的殖民者。他的智慧與果敢，升格成為中國史家最尊崇的夢。在他之後，整個清代時期都是敗軍之將的歷史。西方帝國的淪亡，確實值得大書特書，鄭成功的歷史地位，也因此而水漲船高，這是中國歷史成王敗寇的規律。失敗者，尤其是帝國的失敗者，總是落入被殘酷遺忘的下場。

在記憶空白處，正是小說家介入的地方。平路有意重建失敗者的歷史，她銳利注意到最後一任荷蘭總督揆一。這位曾經是帝國象徵的權力首腦，狼狽離開台灣之後，是如何迎接他何等狼狽的晚年。在遙遠的阿姆斯特丹，濃烈的福爾摩沙氣味，始終縈繞他生命最後的旅程，最後還與他相偕俱亡。失敗者永遠都必須承擔歷史錯誤的責任，也必須領受無端的構陷與譴責。這部小說最迷人之處，便是把過去的歷史事件與當代的新聞事件並列，彷彿是互不相干的雙軌故事在發展，卻隱約間形成某種對比與對話。

古典史上與現代史上的帝國，常常與台灣陷入纏綿悱惻的戀情。這是福爾摩沙的宿命，與帝國展開戀愛時，不免都以女性的角色登場。揆一時代的原住民女性，後冷戰時期的台灣女子，對帝國釋出無與倫比的誘惑魅力。男女之間的迎送，構成了台灣命運的起伏。小說中，暮年的揆一暗自發出感嘆：「這麼多年，那個島總是陷入夾縫。」被挾持在歷史縫隙裡，台灣注定要扮演悲劇角色。女性的身分，在帝國權力結構中一直都是飄搖不定，在擁抱中，她是最穩定的力量；在離棄時，她完全是身分不明。歷經大清帝國、日本帝國的統治之後，台灣好不容易建立漢人史上罕見的民主國家，卻仍然無法掙脫美利堅帝國的支配。 

平路有意無意透露這樣的信息，自17世紀以降，台灣的殖民地位至今還是難以翻身。但是她並不直接觸探海島的曲折命運，反而從帝國伸展出來的權力觸鬚，勾勒台灣之所以是台灣的命定軌跡。揆一的情人是原住民女性娜娜，華府官員愛慕的對象是現代女子羅洛萊，好像足夠影響帝國的代理人，卻在權力更迭之際，完全消失無蹤。凡是與台灣女性有過戀情，終究都要招來無端的罪名。如果不是出賣情報，便是背叛國家。彷彿台灣只是一個檢驗人性的場域，用來測量帝國官員的忠貞與不貞。 

這冊《婆娑之島》，著墨在荷蘭總督揆一的份量較重，對於華府官員的描述相對較少。台美關係的連結，有著錯綜複雜的因素。以兩國之間男女情報員的愛情故事，來撐起整個政治形勢，顯然有很大的侷限。所謂「台灣關係法」的內容，充斥著太多曖昧的字眼。也許可以拿來挪用在男女關係的定義，台灣究竟是情人還是情婦，到底是元配還是前妻，顯然在小說裡還有游刃的空間。 

抽剝新聞事件中的權力欲望糾纏 

平路擅長寫新聞小說，往往在尋常的報導中，可以讀出豐富的訊息。她的近作《黑水》（2015），再次展現她擅長的後設技巧，把轟動社會的媽媽嘴咖啡店的兇殺案，演繹鋪陳出來。平路所要顯現的是，許多看不見的情慾流動與權力干涉，總是以糾纏形式在人們的內心渲染暈開。以黑水來命名，似乎隱藏了多重的歧異性，既是隱喻咖啡，也在影射汙染的河水，更是象徵新聞報導像髒水那樣，潑向無辜的一般大眾。這是平路最拿手的絕活，往往在平面的文字紀錄裡，嗅出特殊的氣味，從而化為相當迷人的故事情節。

她擅長對一個故事做多角經營，橫看成嶺側成峰，容許讀者營造較為完整的判斷。所以她所寫的小說故事，往往都是抱持開放的態度。任何一個事件的發生，沒有必然的因素，她比較偏向偶然的客觀條件。就像她在《婆娑之島》所嘗試的那樣，把兩個故事並置在一起，一是荷蘭總督的下場，一是華府官員的結局，前者屬於歷史，後者屬於當代，卻都指向台灣命運的不確定。這是平路的小說企圖，讓故事的多層結構呈現在讀者面前。 

平路偏愛耽溺於敘述的延宕效果，在《黑水》中藉由兩位女性的內心思考，烘托出那位不良老年的工於心計。整個故事重心都放在已經被推入水裡的老妻，一息尚存時回顧自己的後半生，而殺人兇手的女性，在鐵窗後也展開整個思慮過程的回顧。兩個女性記憶交錯的地方，相當準確點出老男人裡外通吃的真相。 

小說進行的速度相當緩慢，無非是為了呈現失敗者的命運。在權力與慾望的逼迫下，從來沒有人是贏家。在每個章節後面，不時附加新聞報導的文字，或旁觀者的語言，頗有話本小說點評的意味。無論是旁觀者的說三道四，或是事件主角的內心語言，似乎都堅持自己的觀點與立場是正確的。 

平路20餘年來的小說敘事，對於已經發生的歷史或新聞，從來都不是進行顛覆，而是投入所謂事實的重建。小說家常常站在一個制高點，可以觀察並窺探每個人物的內心世界。《黑水》又再一次揭穿男性權力的神話，即使整個社會已經走向開放，男性權力的傲慢與偏見，其實還是屹立不搖。男性的血脈裡所流動的，不是鮮血，而是黑水，而且是淤泥囤積的河流。老男人走到生命終點時，對於金錢、權力、青春肉體，仍然執迷不悟。他讓自己送上性命，仍然還是要兩個女人來陪葬。平路筆下所展現的批判，到今天還是如此強悍而有力。 

用文字探掘生命的底層 

近十年來，很少有一位女性作家挖掘自己的生命與身世那樣深刻。平路完全不避諱自己的身世與成長過程，而且也不避諱自己的感情世界。因為真實，才能夠使文字抵達生命的底層。那種自我挖掘、自我詮釋的膽識，似乎很少在其他作家的作品中可以發現。她所受到的肯定，可謂恰如其分。

本文作者｜陳芳明 

台灣高雄人，1947年生。輔仁大學歷史系學士，台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美國華盛頓大學歷史系博士班候選人。曾任教於靜宜大學中文系、暨南國際大學中文系，後赴政治大學中文系任教，同時成立台灣文學研究所，現為政治大學講座教授。從事歷史研究與台灣文學研究，並致力於文學批評與文學創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