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流文學，我的主流文學：夏曼．藍波安
 

在那張世界地圖，有很大的海叫大洋洲，哦，米特。在那兒，有數不清的小島，其中一定有比我們的島漂亮的小島的。如果能實現心願的話，每一個島都去給它Tomaci（尿尿），哦，米特。

——《黑色的翅膀》
 

回到1999年，夏曼．藍波安的第一本長篇小說《黑色的翅膀》，小男孩卡斯趁工友不在時偷偷跑進教室，在那張平常被老師罰站時凝視的大陸地圖上，用鉛筆畫上小小的一點，「人之島」自此存在於世界地圖上。在48歲時完成航海夢想的夏曼．藍波安，實現了童年的心願，也用無數本著作，讓台灣及世界，認識了他筆下這座美麗的島嶼及海洋，看見了達悟民族的存在。

夏曼．藍波安手指著舊蘭嶼國小校址右側那棟灰色水泥平房：「那就是我小時候看那張大陸地圖的教室。」回顧在蘭嶼國小求學的那段歲月，除了有「我們來自不同星球」的強烈衝擊，亦是認識另一個語言邏輯的開始。夏曼憶及以前校舍牆面畫滿了中華民族的「偉人」：文天祥、班超、岳飛……，沿著石階走進校門，規定要對蔣中正的肖像敬禮；除了國語、社會，還有充滿愛黨愛國教條的「生活與倫理」，在教室誦讀「三民主義」的「國語」，是學校強迫灌輸的大陸中原文化，之於滿腦子只有海浪和魚類的達悟男孩而言，完全是另一個無法理解的世界。

「我的志願」這個每位國小學童都曾經驗過的作文題目，在不願意親近海洋的漢人老師眼裡，卻也有對跟錯的差別：「我以後要當空軍，反攻大陸」算是一個徒具口號意義但不會被老師質疑的答案，不過「長大要造大船」的回答，卻會被老師打一個大叉。之於漢人的邏輯而言，造舟並不能算是一個職業和身分，更不能成為「志願」；之於達悟文化而言，不會造舟，何以成為一個男人？

大陸思維／海洋邏輯的巨大扞格，是夏曼．藍波安從學校得到的「啟蒙」，也成為他在寫作路上，一直不斷去挑戰的核心命題，多年來的寫作，亦是用文字重繪了一張以海洋為中心的世界地圖，翻轉陸地霸權的思維。

移動與出走的命格

流浪是命格，不安於遊戲規則的限制，也成就了現在的「夏曼．藍波安」。回顧夏曼至今洋洋灑灑的人生履歷，「拒絕保送上師大」像是命運的一道重要關卡，是要選擇擺在眼前的安穩道路，或是走入驚濤駭浪但不凡的人生？

在那個貧窮的年代，不分閩南、客家或原住民族，能夠保送上師大搶得一個鐵飯碗，是免於飢餓的最佳保證，但夏曼直言，不希望自己的人生耗在無味的教科書，也不願為中華文化及儒家教育服務，轉而欺瞞自己的族人，「我想要出去看世界，可是這個看世界的代價太大了，太辛苦了。」《大海之眼》（2018）敘說了離開小島之後的曲折歷程，在林班地打工，在台灣西部各地的工廠扛水泥、綁鋼筋，忍受「番仔」的歧視言語，忍受資方的勞力剝削，一路的曲曲折折，只為了證明自己也能夠憑借實力考上大學。

夏曼回憶，父親在他出生時對他說的話是：「願你的靈魂堅強。」這句話一直影響他很深，即便是在台灣西部流浪打工，面對飢餓與貧窮，甚至是在南太平洋追逐航海夢，身上沒有錢的時候，這句話總是讓他撐過很多辛苦的歲月，「因為我們什麼都沒有啊，只能依靠靈魂堅強。」

讀者最認識的，是那個重回祖島率領「驅逐惡靈」反核行動之後，用身體歸返海洋，在冷海浪濤之中尋覓自我，重建身為達悟男人的尊嚴與認同的夏曼．藍波安。1997年出版的散文集《冷海情深》成為台灣文學當中的經典，也讓夏曼．藍波安成為教科書裡必讀的「課本作家」，以文學書寫的形式，教育台灣下一代的學子，開啟了新世代去理解不同族群、文化差異的可能性。

《航海家的臉》（2007）是達悟的文化傳統／現代科學對話的橋樑，也是浸泡於傳統，又能理解現代生活的夏曼．藍波安送給世界的思索；隨後的《老海人》（2009）、《天空的眼睛》（2012）、《安洛米恩之死》（2015）等多部長篇小說，帶領讀者一窺海人根植於海洋的自信和智識，亦從他們在貨幣價值主導的生存遊戲中殞落消沉，帶出對當代社會的深刻批判。

《沒有信箱的男人》（2022）以人之島的口述歷史，翻動了我們對世界史的認知，文明／野蠻的界線，來自於手槍、砲彈與文字，此作不僅回顧島嶼被殖民的宿命，亦是為全球原住民族的發聲之作。

《大海浮夢》（2014）是航海經驗沉澱多年後的自傳式小說，不僅書寫雨林生態的系統與知識，也在遠洋飄蕩的歷程裡，看見相屬海洋基因的小島居民那共同的、被宰制的命運：貧窮、剝削、核爆、生態浩劫，但也與那些素樸的微笑相遇，共同敬畏海洋、魚類教導人類的生存法則。這部《大海浮夢》不僅讓華文文學終於離開陸地，向廣袤的海洋探索，也讓漢語的文字路徑，首次依循著航道而行，是華文世界絕無僅有的海流文學。

夏曼的母親曾指著遠方天空的眼睛對他說，「我把你右肩的（移動的）靈魂放到那裡去了。」永恆的移動與追尋，不斷的探索和出走，像是出生即被寫下的運途。但不願屈撓選擇順遂的道路，堅強的靈魂以及移動的身體，造就了豐厚的人生歷練及知識的流動，也成就了夏曼．藍波安文學裡如此寬闊的視野。

挑戰華文文學的語言美學框架

回到做為文學書寫者的日常，在開創議題之外，勤勞筆耕也是必要的勞動。凌晨四五點起來寫作到約莫早上十點，白天完成在山林、芋頭田與海浪裡的工作之外，也一邊持續閱讀，一邊撰寫註腳筆記。夏曼的自我要求極高，坦言並非隨便寫寫就叫做「作家」，而是持續的累積，持續的成長，每一本作品都需有核心的思想與命題，開啟與讀者新的對話空間，才能不愧對作家之職。

早年開始寫作之初，一字一句都得來不易，短短的八百字，也要寫上半個月，夏曼笑說，當時寫的新詩被刊載於《中國時報》上時，還被太太嘲笑，「又沒幾個字！」但習慣以達悟語思考的腦袋和母語的舌頭，是歷經層層轉譯與反覆的琢磨，至今才終能敲擊出20萬方塊字成書，夏曼這個世代接受「國語」教育的挫折血淚，也自此長成美好又特殊的存在。

這種混合著達悟語法邏輯及詞彙的華語書寫，挑戰了華文文學的語言美學框架，華麗或艱澀的辭藻堆疊，無法在夏曼的文學作品裡找到，取而代之的，是撞擊華語讀者思維的，難以簡單詮釋或拆解的文句。當母親說「孩子我的舌頭很癢」，意味著想吃孩子抓的魚；說自己的「太陽已經接近海平面了」意味著年歲漸老；「惡劣的礁石」指的是天候和海浪的狀態；在海上抓魚時會說：「你船上有沒有人？」其實問的是有沒有釣到鬼頭刀。

因為與自然共生，也以海洋為信仰核心，這些語彙具體而微的形塑出達悟文化的宇宙觀，讀者必須嘗試進入達悟語的星球，才能理解箇中涵意。夏曼坦言，若沒有經過改寫而完全直譯，陌生化的句式也將造成更大的隔閡，無法順利閱讀，因此在這兩種差異極大的語言邏輯之間，書寫不僅是語言翻譯，更是文化轉譯，如何揀選適合的漢字語句來完整呈現達悟文化，又如何在兩種文化邏輯之間取得平衡，對寫作者來說，是相當艱鉅的任務與挑戰。

這種寫法，除了來自文化翻譯本身的基礎，也是夏曼．藍波安對華語美學的反動。文字本身的精雕細琢與堆砌，固然有其美感，但之於夏曼而言，文字、文學的價值，還是根植於人的思想與經驗：「我的華語是因為我的身體走過，有這個經歷，華語才會生產出來。」

如同達悟語的詞彙是在不同的空間、情境裡被使用，在進入山林海洋的當下，語詞才產生意義，而夏曼的華語書寫也同樣如此，存在於身體勞動的當下，揮動斧頭的肌肉線條構成了文字的美感，樹材迸裂的聲響、海潮浪濤的拍打，才是夏曼文學世界裡的美學標準。

回憶與「文學」的第一次相遇，竟是來自於監禁在蘭嶼島上的囚犯，在眾多嬉鬧的小孩子當中，兒時的夏曼得到一本《羅蘭散文》，自此建立了對「文學」的認知。但夏曼坦言，雖然這些文學作品的文字很好，但寫的東西幾乎是他不認識的世界，對兒時的他並不具任何誘因，反倒是父親說的魚類故事和教給他的山林知識，才是充滿憧憬與想像之所在。

書寫的世界不同，語言思考的邏輯不同，這種不同星球的差異，是許多華文讀者無法深入理解夏曼的作品之因，但夏曼認為，是這些在地價值支撐起他的文學，沒有這些野性環境的知識作為後盾，他的文字將如都市作家一般貧脊。這種融合了人類學民族誌及文學小說的寫作風格，也成為獨特的「夏曼．藍波安式」的文體。

被野性環境馴化的文學

「如果我的得獎感言是，感謝飛魚、芋頭與野性環境馴化了我，會有人懂嗎？」跟隨夏曼．藍波安的腳步，走一趟日常生活勞動的芋頭田、山林與灘頭，越發能夠感受這些場域所承載的知識縱深。

1950年代起，蘭嶼成為軍隊進駐紮營之地，也成為囚禁大量重刑犯的監獄，外來者橫行霸道在島上深谷隨意砍伐百年以上的龍眼樹，充作煮食補給所需的柴火使用，以「國家」之名，合法化盜伐私有地林木的行為，忽視島嶼原先就存在的達悟族人，談起這段過往，仍可以感受到族人當時的憤怒。

在漢文化當中，自然的蟲鳴草木是人類生活的「背景」，而不是主體，除了燃煙燒煤用的柴火之外，都市叢林中的樹木只作為休憩、納涼遮蔭等功能；但之於達悟族人而言，這些樹木是個人林地當中最珍貴的私有財產，也是達悟人生命禮俗的一部分。

夏曼解釋道，自幼父親就常帶著他上山，看樹，養樹，常常照顧土地上的各類樹種，這些樹材不僅會用來製作睡覺的板子、盛裝芋頭和飛魚的木盤，在新屋落成時，也要有生命之樹，製作妻子分娩使用的木板，新生命的開始與舊生命的逝去，都與樹木息息相關。適逢新的飛魚季節，砍削一根新的木頭作為飛魚支架，也是日常儀式的一部分。現今世界對於森林的理解來自於經濟價值，但諸多原住民族，都仍依賴樹木溫暖家園，成就生命的循環。這正是不同星球展現出的相異價值。

夏曼指向遠方稜線的最高點，回憶父親以前的體力驚人，可以爬到山頭上方砍樹，把樹材扛下來。造一艘拼板舟，約莫需要21塊的樹材去完成，更遑論若要造一艘有雕飾的大船，還需要種植相稱的芋頭，準備牲禮等大船儀式所需，繁複的禮俗不僅說明拼板大船在達悟文化裡的重要性，更可看出芋頭田／山林／海洋三個空間的相輔呼應，完整了達悟族人的文化空間。

沿著河流而上，夏曼指著附近的山坡地，回憶整路曾經滿是水芋梯田的美好風景，婦女們辛勤照顧她們的一方天地，孩子們一路玩耍跑到深山抓青蛙，對比於現在只剩下幾塊芋頭田的冷清和人煙罕至，灘頭上零星僅存的三艘拼板舟，不需多做說明，也能感受到傳統文化的式微，然而呼嘯而過的觀光客，似乎也感受不到空氣中的失落與遺憾。

「海洋從來沒有改變他的情緒，但做為弱勢的族群，沒辦法阻止飛機、輪船、遊客來，這是全球少數民族自動被邊緣化的過程。我的父親他們住在島上八、九十年，他們的智慧不是在抵抗外來所有的東西，而是在雨林相互包容的生態系，他們也只能做到這樣。你不得不承認，我們已經被現代性擊潰了，不要問我難不難過，這已經不只是難過了。」夏曼如此說道。

即將來臨的飛魚季節，灘頭卻已不復兒時記憶，那個半夜小孩子直接睡在灘頭，用沙子把自己蓋起來，等待船隻半夜滿載漁獲歸來的熱鬧盛況。島上已經鮮少有人花上數個月造舟抓魚，只剩即將年屆70的夏曼．藍波安，仍然堅持父祖輩教會他的技藝與這些原初素樸的勞動美學。夏曼甚至自嘲，自己才是真正的，孤單的「老人與海」。

對於偶爾登上小島放鬆心情，享受陽光和海風的外來旅客來說，環島公路的沿途風景，只是很美的海，很美的「自然」，但對於夏曼．藍波安而言，島嶼上的空間，有數千年達悟文化的縱深，亦有不同的殖民體制和現代化入侵的歷史傷痕；有家族的芋頭田，和父親、兒子一起踏過的山谷稜線；眼前的陡峭懸崖通往的海域，也有書寫《冷海情深》的記憶，和一次次潛水射魚的故事。

這些空間地景，與夏曼．藍波安的記憶相互疊合，緊密交織，亦是其文學誕生之處。站在灘頭的拼板舟邊，夏曼正解說著飛魚時節的風向與海浪，如何自動整理灘頭，平整之處便可讓拼板舟方便上下進出。看雲、看浪、看風、看月亮，一望無際的海面，即使是微小的波動起伏，在夏曼的眼裡亦是海洋魚類給的訊息。

這些日復一日的身體勞動，是用全部的肉體感官接收自然的給予，並建構出豐富的知識體系，就如同夏曼．藍波安的自我詮釋，這些在地價值，定義了他的文學價值，撐起了他的文學世界。被野性環境馴化的海流文學，才是這個島嶼真正的主流文學。

本文作者｜蔡佩含

國立政治大學台灣文學所博士，現為國立臺灣大學中文系兼任助理教授。博士論文為《站在語言的灘頭：戰後台灣原住民族文學與歌謠的混語政治》，其他論文著作散見《台灣文學研究學報》、《台灣學誌》等刊。曾任紐西蘭奧塔哥大學毛利研究院訪問學人，山海文化雜誌社特約編輯、王宏恩《Muskun Kata》、《好好呼吸》音樂專輯企劃、原文會《746山海誌：布農族文化誌》Podcast節目企劃、「我來領唱：2022布農原森音樂祭」統籌暨視覺設計、國立教育廣播電台彰化分台《巷仔內的歌詩》節目製作。參與編選《山海原住民族文學資源手冊》、《山海閱讀：臺灣原住民族文學讀本》、《台灣原住民族漢語文學選集．小說卷》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