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獎的常勝軍


二十世紀的倒數第二年，對逾耳順之年的鍾肇政而言，是個好事連連的妙年頭。次子延威喜獲麟兒，是鍾肇政第一個內孫；畢生著作、譯作早高過身的鍾老，逾千萬言的浩然之作，將由桃園縣立文化中心集結出版成《鍾肇政全集》，全套二十五冊，每冊四十萬言；眾望所歸地掄得第三屆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文藝獎的文學類得主。

由民國四十九年，長篇小說《魯冰花》獲得臺北市扶輪社文學獎開始，得獎對鍾肇政而言，算得上是家常便飯了。細述起位於龍潭鄉龍華街鬧市中的房舍翻修，幾乎和得獎獎金息息相關。民國四十八年，他因為家中食指日增，花了不到臺幣一萬元買了這塊近七十坪的土地，當時申請了國民住宅貸款，政府給付了造價的八成，依國宅規格興建。其後，鍾父退休搬來一起住，正好是年鍾肇政獲得教育部的文藝獎，獎金兩萬元，用以加蓋一個房間、廚房供雙親住。次年又得嘉新文學獎，獎金為四萬元，拿來加蓋二樓，供日漸成長的兒女一人分住一房。

長期不輟創作，一生所獲的獎無數，然而，能獲國家文藝基金會文藝獎，除創作受肯定之餘，矢志捍衛臺灣文學的精神，也是文藝貢獻的指標。有著客籍人士不畏艱難的精神，戰後深感以中文策筆寫作之不易，又殷殷關切臺灣文學的發展，早年，鍾肇政曾主動與陳火泉、李榮春、鍾理和、施翠峰、廖清秀、許炳成（文心）等文友聯絡，發行《文友通訊》，彼此交換文稿，相互切磋、互通聲息。

吳濁流的《臺灣文藝》雜誌創刊，鍾肇政負責編務；吳濁流謝世後，為延續臺灣文學的命脈，勉力掌理過一段時間的社務，於此間，還爭取到「巫永福評論獎」的設置。鍾肇政對於生存空間有限的臺灣文學鼎力推動，於戰後二十年，他獨力編出《臺灣省籍作家作品選集》、《臺灣省青年文學叢書》，幾乎一網打盡是時文壇上嶄露頭角的文學創作者。一九八九年，由前衛出版社發行人林文欽籌資，鍾肇政再度參與《臺灣作家全集》的編務，與張恆豪、彭瑞金、陳萬益等評論家及學者合作，貫穿戰前、戰後的七十年，自《臺灣青年》創刊為濫觴，斑斑血跡的臺灣文學園地裡，經歷統治政權的更迭與意識型態的箝制，終於能在本世紀的最後十年，集結問世。臺灣文學終於在文壇昂首闊步，鍾肇政的運動精神必定會在青史記上一筆。


大河小說第一人


雖說得獎已屬常事，不過以鍾老在文壇及社會運動界的急公好義、廣結善緣，賀客猶不辭路遙，相繼前來道喜，把喉嚨不耐久語的鍾老整得嗓音沙啞應接不暇。作為前輩的他又極講求待客之道，在媳婦張羅茶水之後，唯恐待客不周談話之中，再三催促著訪客飲水止渴。有趣的是鍾老雖稱自己年高眼拙，但凡與他先前有幾面之緣的訪客，他都一一認得出來，主動與小輩們寒暄，不減他年少時喜歡主動出擊，合縱連橫，張羅文壇聯絡事誼的熱情。

以七十五高齡來看，開啟「大河小說」創作第一人的鍾肇政，身體仍是康健朗碩的。近日，甫結束《自由時報》副刊的專欄，讀者來信他仍是親筆回函，絲毫不怠忽。鍾肇政過去就以快筆著稱，他在寫給鍾理和的信件曾道：「如在報紙發表之短文，每作均在二小時內匆匆撰就……」今日他不免感慨說：「以前一個晚上可以寫個萬把字，少說也有五千字呢！」言下之意對體力、眼力不如前，有點悵然；不過，他每日仍保持寫出三五百字，未曾中輟寫作的慣性。

時下書市的暢銷之作多為實用、企畫性的非文學著作，新世代願投身文學天地者已屬鳳毛麟角，而一生堅守純文學創作路線的鍾肇政，在浩瀚書市裡堪稱異數，可嘆的是，真正閱讀過其作品集的少壯輩讀者恐怕相當有限了。但這無損於鍾肇政的文學巨擘地位。自民國四十年以《婚後》小說在文學流域初航以來，就不太理會書籍的暢銷與否，僅專注筆耕，他這種孜孜於創作天地，只問耕耘，不睬收穫的精神，曾被同庚的文學界耆老葉石濤冠賜以「文學之鬼」的稱號，讚他這種精神可比擬世界上任何一「偉大」作家資質。


文學名著啟蒙思想


世居桃園龍潭庄九座寮的鍾肇政，祖籍廣東五華山，為來臺第六世的客籍人士，也曾經有過家大業大的局面。其曾祖父因為上輩吃過文盲的虧，立志非中科舉不可，奈何夙願始終未得一償，又終日不事生產，家聲一度低落，幾乎陷於貧蹇愁困的局面，所幸他晚年專心督課子姪輩，為鄉里的門館競相聘用，晚年桃李滿門，終能維持家道之不墜。到了鍾肇政父叔輩任教於公學校，在鄉庄內稱得上地位崇隆。

所謂文昌星下凡的傳說，不知是否真有其事？本屆文藝獎的多位得主幾乎從小就有「書蟲」傾向，鍾肇政更是如此。從小什麼都不想，一心一意只想找書滿足閱讀的狂熱。少年時期曾瘋過一陣子日本文學，長期閱讀《譚海》、《少年俱樂部》、《講談小說》等刊物，至於夏目漱石、芥川龍之介等日本文學家以及日本古詩（和歌）更是他叩啟文學之門的門環，特別是以三十一個文字組合而成的和歌，曾經讓他著實狂戀一段時日。

旋幾，鍾肇政在室友沈英凱導引下，開始品味西洋文學，由翻譯的西洋名著下手。鍾肇政回憶自己接觸的第一本西洋翻譯書籍《盧騷懺悔錄》，曾經有讓他無法下嚥的痛苦，他費盡九牛二虎之力，又基於虛榮心，勉強讀完整本書，居然不再覺得生澀難懂，而這也是他第一次從文學裡體會到「思想」的存在。

嗣後，鍾肇政曾有一段視日本文學、臺灣文學為敝屣的歲月。彼時值二次大戰期間，空襲頻頻，在夜間燈火管制之中，鍾肇政偷偷利用師範學校值更室的電燈，一圈弱光成為他與沈君痴讀不倦的地點，此刻，他眼中僅有屠格涅夫、杜斯妥也夫斯基、托爾斯泰等俄籍長篇小說作家，由衷地頂禮膜拜。如蛀書蠹蟲般，終日耽迷於文學名著，鍾肇政曾一度中學畢業後，投考學校未果，稍後才考進彰化師範學校。

日本殖民政府統治臺灣期間，除了官方對臺施以皇民化教育外，同校日生常仗著人多勢眾，大肆欺凌臺籍學生，無故動不動以鐵拳相向。盟軍轟炸日猛，戰情告急，臺灣生產的食糧奉獻給前線皇軍，本島臺籍人士飽嚐糧食不足、三餐難繼之苦。這些因外在環境所帶來的無妄之災，深深烙印在鍾肇政腦海中，終身難忘，也常在他日後的文學創作裡糾葛撕纏，成為取之不絕的創作題材，成就了一部部江河大作。


奮力學中文


戰事告急之際，鍾肇政被校方組成的部隊徵召，赴大甲開始軍旅生活。著多年求學期間的讀書心得劄記，這本被他視為至寶的閱讀結晶，縱使在部隊裡仍時常取出細細翻閱。不料在部隊裡，因日籍同學禁止他在衛兵室夜讀，只好趁上廁所時蹲著看，一日陷入長思中，竟忘卻時間，直到集合哨一響，情急之下，劄記居然滑入茅坑中。

頃刻裡，鍾肇政多年讀書心得蕩然無存，這隻「書蟲」情急之下，居然鬱鬱終日，終至感染了惡性熱帶瘧疾，一病個把月。這次罹病影響及光復後時局紊亂之際，聽覺嚴重受損，鍾肇政此後僅能仰仗助聽器，失聰之後常被訕笑為「貝多芬」，更傷了熱戀音樂的他。他日後考取臺大中文系，希望藉由課堂學習，使中文精進，終因耳背之苦不得不輟學自修。

雖說少小即接觸文學，但比起戰前的省籍作家，鍾肇政算是寫作腳步較晚的一員，他沒趕上日文創作的時期，戰後方始驅筆以中文創作，因此，他常被歸為戰後第一代的作家。然而，他們這一代省籍人士由日文換軌至中文的過程，一如嬰孩般蹣跚學步的階段，甚是吃力。

二次大戰結束那年，鍾肇政正好滿二十歲，面臨必須從頭學中文的現實，從將被遣返的日人擺的地攤前，他曾經大肆搜尋「漢文」方面的相關書籍，赫然發現了日人所編撰的《國譯漢文大成》、《昭和漢文叢書》《漢籍國字解全書》等工具書，以及日本「新潮社」所出版的《世界文學全集》，邁出顛跛學中文的步履。而日治時期，不得見天日的《三字經》、《百家姓》、《幼學瓊林》等經書，尤其是他學中文的啟蒙冊籍。

提起這段成年從頭學中文的日子鍾肇政倒是背誦了好幾本《唐詩三百首》、《荀子》等，幾乎把唐宋八大家的詩文都背得滾瓜爛熟，日後他能寫出雄渾瑰麗的「大河小說」，這番苦讀功夫確實也發揮了極大的效用。不過，這些經文都是文言文，鍾肇政常常得假日文輔助才能領略中文原意。

真正引他直入白話中文堂奧的則是一本偶然獲得的小冊──鼓吹「日華親善」的《大地之春》，回憶錄裡有段他描寫找到這本小書，那猶如發現新大陸的心情：「回程幾在無立錐之地的火車上，勉強靠胸前一個小小空隙，打開這本小書。我馬上被這本小書牢牢地吸引住，血液也隨之篤篤奔騰起來。這就是白話文！而且不像那些『漢文』，我竟然不必依靠任何參考書而懂個大概！這發現，對我委實是了不起的。」


朝長篇小說進擊


自習中文一段時間，鍾肇政在一份訂閱的雜誌裡看到徵文啟事，題目為「我的另一半」，結婚甫一年，妻子正懷著長女春芳，大腹便便伺候鍾家翁婆、小姑，鍾肇政對此一題材大呼「深得我心！」以他下盡功夫習得的中文寫就三千字，放膽投稿去了。
處女作〈婚後〉一投中的，讓鍾肇政信心大增。不過，隨後好一段時間，他勤寫勤投，遭退稿者卻十之八九，憑股傻勁，他屢退屢作，「明知發表無望，稿子卻有越寫越長之勢。」創作第三、四年以後，他就決心要寫長篇小說了。

利用一個暑假，鍾肇政寫下名為〈迎向黎明的人們〉，長達十四萬字，取材自他當兵的生活，完成後他投交「中華文藝獎」。這篇文章雖未獲得評審青睞，卻因此結識了數位志同道合的省籍同道，包括廖清秀、李榮春、鍾理和等這些戰後以中文艱辛創作的文友，鍾肇政熱心主動的與文友們時相魚雁往返。彼時，「二二八」事件陰影猶在，當他提議發行《文友通訊》時，差點因為某位文友的政治警覺心而夭折，這位文友暗示「此舉恐干禁忌」，後經長他八歲的鍾理和鼓勵，這份發行了十六期的《文友通訊》終得以油印本聯繫文友動態。兩鍾之間也因此建立極其深厚的友誼，與鍾理和生前雖緣慳一面，但鍾理和長期怛傷，積勞謝世後，日後的《鍾理和全集》出版、「鍾理和紀念館」設置，導演李行以鍾理和生平拍成電影的「原鄉人」等事宜，鍾肇政均全力促成，儘可能給予這位知心的文友「倒在血泊的筆耕者」遲來的崇榮。

在創作與論交之間，鍾肇政忙得興頭十足。民國四十九年，鍾肇政正式問世的第一篇長篇小說〈魯冰花〉終於被聯副主編林海音肯定，在聯合副刊連載。〈魯冰花〉的成功敦促他繼續在文壇衝刺，向他所謂的「理想中的長篇」挑戰。

翌年，他著手執筆〈濁流〉、〈江山萬里〉、〈流雲〉等長篇，日後以《濁流三部曲》合集出版，此即脫胎於前稿的〈迎向黎明的人們〉，短短三年內，他成就了四部長篇小說，「大河小說」以磅礡氣勢、浩浩湯湯一路奔流，文名遠播，連前輩作家吳濁流也對他採用其名為小說篇名，深感好奇，自行寫信前來，種下可貴的文學緣。名氣漸響之後，過去的退稿居然一一找到歸宿，相繼被刊登出來，不過此後他集中心力創作中長篇，早年的〈柑子〉這些膾炙人口的短篇小說就久不撰寫了。


以民族史詩自我完成


評論界常將鍾肇政歸類為「自傳體」作家，指其小說《魯冰花》、《濁流三部曲》、《插天山之歌》、〈凔溟行〉等都有作者的身影，甚至略帶譏諷地指為「私小說」。同時，因其作品中罕見標舉意識型態旗幟，葉石濤閱過《濁流三部曲》的〈流雲〉曾戲謔鍾肇政：「流雲，流雲，你流向何處？」意在挑出鍾肇政的無根無依、無前脈可循。

但另一位文學評論家彭瑞金則為他辯解，指出：「高舉意識型態大纛，並非文藝創作的唯一必要的條件」，他認為有一類作家以透過創作找到自己，在實際創作中完成自己心靈世界的規模，「我們應該承認這種從創作中學習、體驗、成長的創作型態」。也因此，鍾肇政在文壇的分類上，經常不易歸類或者常被錯置，他不顧評論界的質疑，僅以樸實無華的筆調、如謎般的萍飄步法，繼續墾殖其文學莊園。

鍾肇政談起自己的創作生命，他曾如是表示，《濁流三部曲》如他生命中的主題，在它具體化之前，只能讓它模糊哽咽在心，「那是靈魂的輕顫，也是血液的輕顫，它的『大』使我害怕，使我為之驚心動魄。」這種悸動在〈濁流〉之前也曾經出現過，只是該次的撞擊格外強勁碩大，終於催生了這部巨作。

正因為這種忠於內心的聲音，鍾肇政經常面臨關於意識型態的挑戰，他只認為自己自始至終都是臺灣人，「那是不帶任何政治意識的單純想法」，可是在當時文壇人士楊逵身繫囹圄、賴和身後被逐出忠烈祠、葉石濤受牽連入獄、柯旗化以「預備叛亂罪」被捕的年代，風聲鶴唳，當局忌憚分化的任何字眼、行為、思想，強調「臺灣」兩字未必為智舉。

不顧現實的掣肘，鍾肇政逕然擲出《臺灣人三部曲》大部頭史詩，寫出日治時代，臺灣百姓的遭遇，那糾結內心的亡靈掙脫而出，血痕橫撒紙上，他曾如此寫到：「以這部卑微而拙劣的作品，獻給在過了五十年間異族統治之後的我的故土……」少時目睹同胞在頃刻間被炸成一堆肢離破碎血肉的夢魘，驅策他寫成這部小說，以文學之心穿越時空突顯真理，從回首歷史劫難中，他找到賴以生存的唯一依據，因此，完成《臺灣人三部曲》的民族史詩之後，即宣告了他的部分自我完成。


以文學重塑原住民形象


如臺灣人的坎坷命運一般，《臺灣人三部曲》前前後後歷經十個年頭，終告完成，這部長達五十年的臺灣淪陷史，以祖孫三代為主人翁，已遠遠超過自傳體小說的境界，特別是第二部的〈滄溟行〉，彭瑞金認為是「極具歷史的穿透力，清楚刻劃了抗日運動的轉型」。其中穿插了旖旎浪漫的兒女情長，塑造了堅毅、熱情的客家女性形象，在男性創作者裡甚是少見，縱或有人以為其結構不若《濁流三部曲》緊密，他仍抱持著「作品解讀是讀者的權利」的態度，並不多語也極少回應。

對原住民有極其特別的情感，鍾肇政透露說，自己會以原住民為寫作對象，一來係自幼深受原住民女性那精緻深邃的輪廓所吸引，再者則是基於漢民族對原住民的長期誤解與不公，希望藉由自己已較為純熟的文筆提供一個認識原住民的公平路徑。「事實上，他們是很高貴的民族，特別是一種比較原始的民族都是靠共生、分享的組織來維繫族群。而且他們都嫉惡如仇。」尤其是原住民的「獵人頭」風俗，鍾肇政反對用「野蠻」一言以蔽之，他說，「他們砍到的人頭是拿來當神一樣崇拜的，是一種宗教信仰，和漢族信仰媽祖是相同的。」

因此，鍾肇政以《馬黑坡風雲》展開其原住民小說創作里程，藉日治時代最慘烈的原住民反抗殖民政府的「霧社事件」為藍本，這件跡近滅族、慘絕人寰的集體屠殺事件，在事件後，日方一再封鎖消息事件真相如霧般，始終無法昭雪，還其真相。鍾肇政透過田野調查，深入挖掘事件面貌，企圖在被毀尸多年後，予原住民民族英雄一個正確的歷史定位，「他們明知反抗一定失敗，卻寧願選擇死亡，集體自殺，這是一種很高貴的情操，也未曾想過他們的子孫是否因此遭殃。」

日後他又完成〈川中島〉等《高山三部曲》，寫「霧社事件」的後代替日本人打仗，進駐南洋的原始熱帶雨林，倒生存得比日本人好，日本兵能從南洋生還，反而要靠這些幾近被他們滅絕的原住民。另外，他也寫了以原住民民間傳說為題材的小說，並曾經幾番前往臺東，進行田野調查，撰著了《卑南平原》。他提起這些創作有點難過：「我這麼認真寫，可是書卻沒賣掉幾本，對原住民一點改觀也沒有。」所幸，解嚴之後，原住民的聲音發出來了，「外國人研究民族學或原始部落，臺灣是最好的樣本，他們經常絡繹不絕前來，臺灣人反而自己不做，就像我們對臺灣文學一樣。」


為鄉土文化奔走


在鄉土文學論戰期間，鍾肇政的著作一度被扣上「患了思想貧血症」的帽子，他兀自以長達三十餘年的創作生命，一再反芻少年時期的傷痕，葉石濤即言其為文「永遠是像揮矛挑戰的唐吉訶德，用最認真和嚴肅的態度正面刺去，想一刺就刺到生命核心。」休管外界評價，鍾肇政的創作始終如薛西弗斯推滾巨石一般，反覆再三，不得休止。他的創作質量舉世文壇罕見，透過文學之心發揮一知識份子的影響力，他同時也是一個社會運動的實踐者。

無論是臺灣文學運動、客家人運動等，鍾肇政經常自己出錢又出力，特別在客家電臺籌組期間，一言九鼎的鍾老登高一呼，向海內外客籍人士募得四千餘萬元，更充分展現了鍾肇政長期關懷斯土斯民，甚受客籍人士愛戴。「臺灣客家人公共協會」在鍾肇政的主持之下，取得臺北市政府設立「客家會館」、「客家文化節」的承諾。

晚近，在社會運動這條路上，常見鍾肇政夥同晚輩行走於遊行隊伍中，不僅以筆報效鄉土，他的實踐力與入世精神更是知識份子中難得一見的典例。早年從事臺灣文學運動之際，經常被列為黑名單，所往來的信件都有「照相版」做紀錄。而他當年主編《民眾日報》副刊，也因有關單位的關切，終至下臺。曾經一度準備成立「臺灣筆會」，但主管機構卻表示已有「中華筆會」，不宜再成立「臺灣筆會」，「結果我們想到國外以『臺灣筆會』參與文壇活動，也無法遂願。」

熱情好客的鍾老，年輕時結交了許多文友，如龍瑛宗、楊逵、吳濁流、鍾理和、文心等俱已故世，這些文友生前時常可感受到鍾肇政的熱力，他們謝世之後，鍾肇政更是做文學史研究者必詢的一部臺灣文學活字典。經過多少星霜，這位臺灣文學的「傳燈者」常嘆自己沒有「朋友緣」，老友相繼故逝，僅剩幾位年齡相當的友人，如葉石濤等，這次在鍾老得獎後，不免要被當作是鍾老的知友，再三被媒體訪問，為此，他也深感歉意，直說：「不要再去打擾他們了。」人生於他或許就像當年在中學畢業紀念冊裡，與早逝摯友沈英凱相互的題字：「回頭一看，不禁打了個寒顫，足跡不見了……」不虛此生，卻又奈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