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先勇總也不老。

集結了十四個短篇的《台北人》，以〈永遠的尹雪豔〉揭開序幕，該小說開宗明義便以一個鏗鏘的短句總結女主人翁：「尹雪豔總也不老」，逆反著米開朗基羅將生命自大理石塊中釋放出來，小說家以文字將尹雪豔團聚成形，三十八年後返顧，發現小說家半生盛名不墜，作品更超越肉身可望取得恆長的價值，該短句竟可以一如預知未來記事般地被援引。

今年國家文藝獎得獎人白先勇，儘管時常獲邀擔任文學獎評審委員，新生代作家更以自他手中接過獎座為榮，卻是首次因文學而得獎，雖然「我們叫作玫瑰的這一種花，要是換了個名字，它的香味還是同樣的芬芳」，但他不掩赤子之心，形容得獎心情，新鮮得好像大班的幼稚園生去領獎狀的開心、興奮。透過電子郵件，隱藏在信件後那小說家紅潤的童顏、爽朗的語氣，一疊聲的哈哈哈，成為了主旋律。


退休後寄情園圃


一九九四年，當白先勇發現自己不能再像初為人師時全心意投注於學生身上，他毅然決定自執教鞭二十九年的加州大學退休，定居美國聖芭芭拉。

退休後的白先勇，享受老圃生涯，統管前庭後院近七十株攀高至屋簷的茶樹，以及滿園子四時輪流開放的花木；同時為崑曲觀眾的開拓、劇本的整理、表演人才的培養而奔走；一本悲憫情懷，關心愛滋病的預防與治療，疾呼保障病患權益和疾病的去污名化；兼顧文學創作，在他供資料查考與文學寫作各自獨立的兩間書房間穿梭，時有散文面世，更令各界殷殷期盼的是，繼《台北人》（孤臣）、《孽子》（孽子）後，寫作歷程纏綿十數載的《紐約客》（逐客）系列已接近尾聲，同樣耗費多年的，是他的父親白崇禧將軍的傳記，也可望在近年收筆付梓。

白先勇位於聖芭芭拉隱谷的家購置於一九七三年。彼時，他按著報上地址驅車前去，因該區域三面環山，林木幽深，他還一度迷了路。房子隱蔽在草木之中，屋前一棵寶塔松，嶔崎磊落，屋後兩株中國榆，姿態宛若垂柳，白先勇看了很是喜歡，當天便下了定金。前屋主愛好草本，四處植的是葛藤，雛菊，罌粟，木槿，都不為白先勇所愛，偌大的院子獨力整理又稍嫌吃力，恰適當年暑假他的中學摯友王國祥自東徂西前去幫忙，清理出幾卡車的敗枝殘木，遍植白先勇最喜歡的各式茶花，又在後院西隅一處撤掉了鞦韆的空地上，種上三株義大利柏樹。

一天工作完畢，兩名有著十數年深厚情誼的朋友，啜飲杏子酒，大啖牛血李，蒸蟹呷蟹，好不愉快。如是者過了三十天，才終於將園子整理出大致的輪廓，奠下日後發展的基礎。如是者過了三十年，六、七十株茶花已經高攀至屋頂，義大利柏樹則從三、四呎高而怒長至六、七十呎。但一九八九年那三株義大利柏樹中間最高大的那一棵卻無端枯死，留下了難以彌補的天裂；旋即王國祥痼疾復發；又三年，溘然長逝。六年後，白先勇提筆，以〈樹猶如此〉描敘這一段異姓手足的真情至交，內斂的筆觸掩不住「人何以堪」的傷感，文章發表後，各界好評不斷，主要是感動於王白兩人情誼深厚真摯，也嘆服於白先勇白話散文功力精湛。

白先勇以一貫擁抱生命的熱情，雅好園藝，作品裡每能見草木芳華，以為配景，或是映襯人事、隱喻世情，文題中直接冠以植物名的，有〈我們看菊花去〉、〈那片血一般紅的杜鵑花〉。然而這幾年，當園子裡茶花開放得最繁盛的季節，白先勇卻往往正在旅途中，上海、香港、台北，為兩岸三地廣大的讀者演講、參加研討會，或更為人所熟知的：追著崑曲跑，人稱「有崑曲處，有白先勇」。


關注崑曲與愛滋病


崑曲又稱昆山腔、昆劇，是我國的古老劇種、聲腔，淵源於元代末葉，南戲流傳至江蘇昆山一帶，與當地語言及音樂交融，並經在地歌唱家顧堅的改良、推廣，到明初而有了「昆山腔」之稱，萬曆年間昆腔傳入北京，成為全國性劇種，稱為「京腔」，此時以至於清朝乾嘉共兩百餘年，崑曲獨步中國劇壇，《紅樓夢》元妃省親，曾點了四齣戲：《家宴》、《乞巧》、《仙緣》、《離魂》，便全是崑曲，賈府為此還赴姑蘇買了一班唱戲的姑娘回來。但時序來到民國，崑曲遽然沒落，幾至成為絕響，只靠了「崑曲傳習所」傳字輩藝人撐著。


「崑曲是最能表現中國傳統美學抒情、寫意、象徵、詩化的一種藝術，」白先勇指出，「能夠把歌、舞、詩、戲揉合成那樣精緻優美的一種表演形式，在別的表演藝術裡，我還沒有看到過，包括西方的歌劇芭蕾，歌劇有歌無舞，芭蕾有舞無歌，終究有點缺憾。崑曲卻能以最簡單樸素的舞台，表現出最繁複的情感意象來。」可知白先勇之愛崑曲，除了它的藝術價值，同時混融了民族主義情感，是他對維護並恢復中國傳統優美文化的主張的投射。

一九九二年在台北，來自美國的上崑名演員華文漪和史潔華聯袂演出《牡丹亭》，三個小時的版本連演四天，戲票銷售一空，國家劇院觀眾席上多半年輕人，其中百分之九十是第一回進劇院看崑曲，反應十分熱烈。這是崑曲在台的第一回正式演出，便是由白先勇全力策劃、宣傳的，他說：「大陸有一流的演員，台灣有一流的觀眾。」二○○一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首度將崑曲列為「口述及非物質人類文化遺產」，且居十九個項目之首，白先勇不僅以一個崑曲迷而高興，也以身為繼承了這個超絕的藝術形式的中國人而興奮溢於言表。

除了崑曲，愛滋病人是白先勇在文學之外另一個關注焦點。自一九八一年美國「疾病監控中心」（CDC）首度報導愛滋病例以來，二十餘年間，愛滋病自世紀末席捲到新世紀，蔓延情勢未曾稍息，台灣地區日前更被劃入高危險區，感染者年齡層劇降到國中學生。愛滋病在歐美首先大規模發作於男同志族群，反同性戀團體及個人遂將此病賦予了道德上的意義，稱此為男同志的「天譴」。其實，根據雞尾酒療法發明人何大一博士於千禧年訪台時公開指出，當時全世界仍存活的三千五百萬名患者中，因同性戀行為而感染的，不到百分之十。

愛滋病在美國舊金山開始爆發時，白先勇正在加州柏克萊大學擔任訪問教授，身在颱風眼，眼睜睜看著許多年輕菁英被捲進風暴，深深撼動了他，再加上目睹愛滋病遭受污名化的情形，白先勇發出了誠摯的呼籲：愛滋病是全球性的議題，莫再糾纏於「同性戀」、「異性戀」等對立的枝節上：「『愛滋病人』，除了愛滋病這個名詞外，不要忘了下面還有一個『人』字，我想強調的就是愛滋病人也是人，不能說得了愛滋病，人權及人性就都被抹殺。」身為一位有影響力的文學家，白先勇還強調文學的感情教育功能，文學界最關心的是人，可以藉文學喚起人的同情心。


成長於憂患重重的時代


對人的同情和瞭解，可說是白先勇作品的基調，他曾說：「我寫作，因為我希望將人類心靈中無言的痛楚轉變成文字。」他喜歡茨威格的《一個陌生女子的來信》，因為「他讓我明白，不管人的外表有多體面或多落魄，他們內心的掙扎都是一樣的，每個人都有著內心的痛楚」；他喜歡契訶夫，因為「他的小說充滿了對人的溫情和寬恕。對於小說的人物，他從沒有苛責，最多只有一點點的嘲諷」；若讓他選擇兩部最偉大的作品，他將自浩瀚書海中檢擇出《紅樓夢》與《卡拉馬助夫兄弟們》，因為「它們分別代表了佛教文化和基督教文化的最高境界」。自《寂寞的十七歲》、《台北人》到《孽子》一系列小說集裡的人物，玉卿嫂、王雄、娟娟、盧先生，以及那一群在最深的黑夜裡無家可歸的青春鳥，等等，無不具現了作者的悲憫胸懷。此種胸懷不是為文造作，而是發散自作者的底蘊，追本溯源，應該自他出生於一個憂患重重的時代說起。

一九三七年，日軍於北平西南郊舉行軍事演習，隨即砲轟宛平縣，中國守軍奮起抵禦，這是日本全面侵華的開始，未來八載，流血漂櫓，死傷枕藉。就在七七蘆溝橋事變爆發後的第四天，白先勇出生於廣西南寧，不足周歲即遷回老家桂林，排行第五，父親白崇禧是抗日名將，白先勇整個童年時光都浴於兵燹，見識了人性的虛弱。他流徙於桂林、重慶、南京、上海、漢口、廣州、香港，十五歲時來到台灣。

「五少」在桂林直住到六、七歲，據白先勇自述，廣西人的性格，比如蠻勁、烈性，影響他不少，直到現今，他默書時所用的，還是桂林話，作品裡，〈玉卿嫂〉、〈花橋榮記〉都以桂林當背景。遷至陪都重慶時，「五少」被診察出患了二期肺病，「童子癆」，這在當時幾乎是絕症，他被隔離開來，傭僕親戚都遠遠地躲著他，只有廚子老央為他講演義小說，《薛仁貴征東》、《薛丁山征西》、《隋唐演義》，老央能說善道，說得一個個故事都活靈活現，是白先勇的啟蒙老師，為他植入了一個中國俠義世界，《台北人》裡那些重情理講道義的軍人，隱隱然可以相呼應；說書重視對話，也種下了白先勇小說中對話活靈的種子，加上東奔西走，他能說桂林話，四川話，湖南話，廣東話，上海話，普通話，英語，巧妙運用於創作，人物性格、身份、出身，地方色彩，立馬浮凸而出。

抗戰勝利，白將軍率全家赴南京中山陵拜謁，（〈遊園驚夢〉裡知名的意識流描述，便也嵌進了謁陵的場面），白先勇曾撿拾一塊帶著血痕的彩石，成了他日後記憶南京的符碼。旋即赴上海虹橋路，養病一年有餘；遷居法租界畢勛路，復學就讀徐家匯南陽模範小學，成績優異；於上海時，閒逛南京路上的四大公司，到「大光明」看《亂世佳人》，「卡爾登」看「玉腿美人」蓓蒂葛蘭寶的《甜姐兒》，聽周璇〈夜上海〉、〈鳳凰于飛〉，後來，白先勇在大學時創作的首個短篇〈金大奶奶〉，《台北人》序曲〈永遠的尹雪豔〉，「紐約客」第一篇〈謫仙記〉，都寫進了這一組萬花筒也似的遊歷；課餘耽讀武俠小說，尤其著迷還珠樓主，五十餘本的《蜀山劍俠傳》，閱過數遍，（《孽子》裡某青春鳥嗜讀的，便也是這一套），武俠世界之外，愛鴛鴦蝴蝶派，或是徐訏、巴金，《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也是在這一段時間裡，他迷上了母親的繡像《紅樓夢》。 

與《紅樓夢》結緣，當在更早，大白先勇十餘歲的堂姊們收集香菸牌，上頭即有《紅樓夢》裡的人物，寶玉，黛玉，寶釵，王熙鳳，十二金釵，等等，待讀到文本，愛不忍釋，後來白先勇將此書推崇為「在中國文學創作的領域裡湧現出最高的一座山峰」，但是，他不免也喟嘆，「之後，我們民族的藝術創造力，似乎就再也沒有能達到這樣的顛峰」。《紅樓夢》與杜詩、李商隱詩、《金剛經》等書，一直以來是白先勇的床頭書。


第一次發表短篇小說


一九四九到五二年，白先勇人在香港，讀過九龍塘小學和喇沙書院，各占三年的一半時光，兩學校的中文老師同樣重視背書、默寫，用處很大，作文常被「貼堂」，鼓勵很大。

到了台灣，白先勇以英文一百分、數學三十分的成績插班建國中學，初中三年級時遇上第二位啟蒙師，教國文的李雅韻老師。李老師來自北京，常在報章雜誌發表文章，除了課文，每週還會撥出數個小時講授中國文學源流，自《詩經》始，而唐詩，而宋詞⋯⋯白先勇首次讀到李後主詞，「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師生都別有感懷。李老師鼓動白先勇投稿，他賈勇寄出，隨即刊登，於《野風雜誌》，一時顧盼自雄，頗為得意。李老師說：「你就寫下去吧，寫到二十多歲，你也是個作家了。」日後白先勇文名顯赫，文學史為他留一席之地，或許連李雅韻老師彼時也未曾預料到哩。

建中畢業，白先勇本可保送台大，但當時他有個浪漫的念頭，想到長江三峽築水壩，福國利民，遂與好友王國祥商議，一讀成大水利系，一進成大電機系，兩人合租學校外眷村一戶屋子。越一年，白先勇深感水利畢竟不是他衷心所喜歡，改投考台大外文系，翌年王國祥也參加轉學考，回返台北，讀台大物理系。

外文系一年級的導師是葉慶炳先生，一日，葉先生要同學寫個短篇，白先勇以為可以一展身手，一口氣交出了三篇。作業發下，左翻右翻，沒有任何評語，一時作家夢被驚醒了一半。日後葉先生被問起這一段過程，說：「我當初沒有用你的文章，是要先讓你產生挫敗感，這是寫小說的第一要件。」還未被驚醒的另一半作家夢，則受到夏濟安先生的賞識而茁壯。白先勇在成大時即曾在舊書攤上買過塵灰滿布、夏先生主編的《文學雜誌》，發現水準很高，在該雜誌發表作品遂成了他的心願。夏先生將〈金大奶奶〉登到《文學雜誌》上去，那是白先勇正式發表的第一個短篇。夏先生對白先勇的創作影響不小，他當時說的許多話，現此時看來，也還是適當的：「他覺得中國作家的毛病是濫用浪漫熱情，感傷的文字。」他鼓勵白先勇多讀毛姆、莫泊桑：「這兩個人的文字對你會有好影響，他們用字很冷酷。」

白先勇在〈《現代文學》的回顧與前瞻〉一文中，曾稍加整理出《現代文學》的幾項不可抹滅的貢獻：一，大的成就是小說創作。小說一共刊登二○六篇，作家七十人。六○年代崛起的作家，或深或淺都與《現代文學》有關係，自白先勇數起，王文興、歐陽子、陳若曦、叢甦、王禎和、施叔青、陳映真、七等生、水晶、於梨華、李昂、林懷民、黃春明、王拓、蔡文甫、子于、李永平等等。二，西洋文學的介紹。當時台灣對西洋文學相當陌生，《現代文學》做了引介的橋樑，詩、短篇小說、戲劇、論文，未曾偏廢，並以相當的篇幅譯介卡夫卡、喬埃思、湯馬斯曼、福克納等大家，喬埃思的小說經典《都柏林人》甚至全本譯出。三，現代詩的成就也很可觀。刊登兩百餘首，當時台灣的知名詩人一網打盡，藍星、創世紀、笠、星座等詩社健將都曾在《現代文學》發表。第四十六期楊牧主編「現代詩回顧專號」，回顧台灣過去二十餘年現代詩發展，用力頗深。四，中國古典文學的研究。四十四、四十五期曾製作「中國古典小說專號」，對中國古典小說作了全盤的研究，夏志清頗受矚目的《中國古典小說》一書，幾乎全部譯出刊登。而此書遲至今日台灣仍未有中文版。除此，本國批評家，如夏志清、顏元叔、姚一葦、林以亮的評論文章都曾在《現代文學》發表。


《現代文學》貢獻不能抹滅


外文系讀到二年級，一日，由白先勇、陳若曦、歐陽子等人組成的「南北社」到陽明山遊玩，回程，白先勇喃喃：「真希望我們這些人，能在一起辦同一件事，比如辦一份報紙，或一份雜誌。」隔年，白先勇當選社長，致詞時，再度地，正式提出合辦一份雜誌的構想。時當一九六○年，《現代文學》創刊，創刊號上，白先勇發表兩個短篇：〈玉卿嫂〉、〈月夢〉，日後寫作的主題大致已經定型，也就是「生老病死，一些人生基本永恆的現象」。一九七三年間，經濟實在拮据，白先勇自美寫信回台給當時編輯柯慶明，宣布《現代文學》暫停出刊，柯慶明回信引了白居易的詩：「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婉轉多情，白先勇則回他以：「待從頭，收拾舊山河，朝天闕。」慷慨激昂。《現代文學》一辦十三年，共出版五十一期。

此次獲頒國家文藝獎，電子郵件中白先勇不提自己超絕的文學成就，反倒放眼《現代文學》的影響，他說：「我對這個獎比較嚴肅思攷的一面是：如果這個獎肯定我對台灣文學的貢獻，應該指我及我那一代志同道合的文友在六○年代創辦了《現代文學》這本雜誌，這本文學雜誌的確替台灣文學開創了新的文風，培養了整一代才情極高的作家，他們的作品改變了台灣文學的面貌，其影響在台灣文學史以及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上都是舉足輕重的。這個史實還沒有人好好研究，但卻是無法否認的。」

前面四分之一個世紀的遷徙流離，經母喪的人天永隔，去國他鄉的激化，文化鄉愁日熾，加上寫作技巧漸趨圓熟，終於催化出更龐大的意圖，一九六五年白先勇開始了「台北人」和「紐約客」兩個寫作計畫，各繳出首篇：〈永遠的尹雪豔〉和〈謫仙記〉，發表在《現代文學》第二十四、二十五期。同年，白先勇獲碩士學位後，赴加州大學聖芭芭拉分校東亞語言文化系講授中國語文，一教二十九年，至一九九四年退休。

白先勇平日遲睡晏起，早上不能教書，系主任愛才，將他所有的課都從下午兩點鐘開始排，平日約自晚上十點鐘一直到天亮，是最好的寫作時段，就這樣三更燈火五更雞，直寫到一九七一年，《台北人》宣告完成。十四個短篇，白先勇都企圖以不同的方式呈現，其中〈遊園驚夢〉四易其稿，第五個版本才定案，文裡意識流的一段精彩描寫，開台灣文壇類似技法的先聲。末篇〈國葬〉寫於大冬天十二月，熬了通宵直寫到結尾也是個謁陵的場面，寫完，早上八點鐘，加州的陽光很亮，白先勇擲筆，往海邊慢慢散步而去，心裡有很深的感觸，一方面是完成了一件事，同時有失落感，知道它將離自己而去。

《台北人》出版後，各方面議論很多，其中以歐陽子用新批評的論點寫成的《王謝堂前的燕子—〈台北人〉的研析與索隱》最能夠貼近創作者。歐陽子認為《台北人》的表層鎖鍊有二：「他們都出身中國大陸，都是大陸淪陷後，隨著國民政府撤退來台灣這一小島的」、「他們都有過一段難忘的『過去』，而這『過去』之重負，直接影響到他們目前的現實生活」。內層鎖鍊則有三點：「今昔之比」、「靈肉之爭」、「生死之謎」。散文家、美學家余秋雨則歸納出四點特色：直取人生真味、隱含歷史魂魄、契入文化鄉愁、回歸藝術本位。此書出版後，獲文建會與《聯合報》副刊評選為「台灣文學經典名著」三十本之首，亞洲週刊評選為「二十世紀中文小說一百強排行榜」名列第七，兩岸三地各種版本紛陳，風行逾三十年而不息。寫出扛鼎之作
一九六三年，母親病逝，白先勇深感覺到「人生之大限，天命之不可強求」，依回教儀式，白先勇走墳四十天，第四十一天登機飛美，直到一九六六年父親過世，他才再度踏上台灣的土地。

受當時美國新聞處處長麥卡瑟的鼓勵推薦，白先勇進入愛荷華大學「作家工作室」。「作家工作室」由聶華苓的夫婿保羅安格爾創立。在愛荷華，除了小說藝術，技巧、形式等的修練，同時他作思想、情感的自我反省。初到美國一年，創作竟全無進展，一個聖誕節假期，他到芝加哥，一個人住在密西根湖邊的小旅館裡，「有一天黃昏，我走到湖邊，天上飄著雪，上下蒼茫，湖上一片浩瀚，沿岸摩天大樓萬家燈火，四周響著耶誕福音，到處都是殘年急景。我立在堤岸上，心裡突然起了一陣奇異的感動，那種感覺，似悲似喜，是一種天地悠悠之念，頃刻間，渾沌的心景，竟澄明清澈起來，驀然回首，二十五歲的那個自己，變成了一團模糊，逐漸消隱。我感到脫胎換骨，驟然間，心裡增添了許多歲月。」

回到愛荷華，白先勇重提起了筆，寫下〈芝加哥之死〉，時在一九六四年。論者以為，這是他的轉型之作。


永遠的白先勇


今年年初，白先勇的唯一長篇小說《孽子》改編成電視劇，在公共電視首映，由曹瑞原導演，集結一批新生代偶像與硬底子老牌演員，以同性戀主題而進駐八點檔，引起社會各階層廣泛注意，鎂光燈再度聚焦於白先勇身上。

同性戀一直是白先勇筆下小說世界重要的題材，從〈月夢〉、〈青春〉、〈寂寞的十七歲〉、〈孤戀花〉、〈滿天裡亮晶晶的星星〉、《孽子》，以至於近期的〈Danny Boy〉、〈Tea for Two〉，白先勇說：「我想從同性戀拓展到整個人生，我對人生時間過程特別敏感，很年輕時，就感到青春和美的短暫」，「《孽子》的主題不在同性戀愛，而是在他們的家庭、命運」，說到底，吾道一以貫之，他所寫的，還是人性和人情。

曾秀萍站上巨人的肩膀，以「孤臣，孽子，台北人」為《孽子》提出幾個向度的意義解讀：「一，不論在台灣或其他地區的同志文學中，白先勇之作獨樹一格之處，便是對父子之情的留心與著墨。」「二，呈顯同志漂泊流亡、失根無援的處境。」「三，凸顯同志小說在白先勇創作歷程中所代表的地位與轉折。」「四，標示白先勇本人多重的身份認同：一為移居島國的將相之後，對父執輩『孤臣』，及『孤臣』所忠的『祖國文化』高度認同；二是『操危慮深』的同志作家；三則傳達作家對台北的特殊記憶與依戀之情。」

比較起《台北人》的光芒耀眼，白先勇說，二十年前《孽子》出版後，「那時候台灣社會好像不知如何對待這本『怪書』，先是一陣沈默，後來雖然有些零星的言論，但也沒能真正講中題意。要等到九十年代，有關《孽子》的評論才漸多起來」，《孽子》的命運，其實正映現了台灣社會對同志議題的態度轉變，放大來講，則是整個社會的轉變。

也因為社會的不斷遷變，白先勇的作品在不同的時期得以被賦予不同的意義，受不同的族群所珍愛，為不同的學派所熱中解讀。梅家玲指出，從《寂寞的十七歲》鵲起，為夏志清稱譽，「憑他的才華與努力，將來應該是中國文學史上的一位鉅人」；《台北人》問世，評論界正反攻守都可以不管，但它還「曾觸動多少感時憂國者的心弦」；《孽子》披露了一個黑暗王國，解嚴後，女性主義、同志論述都能從其中攫獲所需；加上白先勇本人「強烈的人道關懷、將門之後的出身背景與男同性戀者的性別身份，使得他對於半世紀以來的家國滄桑及同性戀者的徬徨求索體驗獨深，成就了小說文本內蘊的豐厚深廣，因而，即或是詮釋路線或意識型態不同的論者，都能從中開發出各有千秋的觀照面向」；不能忽視的，還有他的作品不斷改編成電影電視舞台劇，知名度與影響力深入普羅大眾，可以想見，即將面世的《紐約客》和白崇禧將軍傳，將又會帶來另一波白先勇熱。

白先勇，既具古典的光澤，又有新時代的精彩，如舊又如新，白先勇總也不老。



參考資料
白先勇，《驀然回首》（台北：爾雅，1979）
白先勇，《第六隻手指》（台北：爾雅，1988）
白先勇，《寂寞的十七歲》（台北：允晨，1989）
白先勇，《孽子》（台北：允晨，1989）
白先勇，《樹猶如此》（台北：聯合文學，2001）
白先勇，《台北人》典藏版（台北：爾雅，2002）
劉俊，《悲憫情懷》（台北：爾雅，1995）
《中外文學》「永遠的白先勇」專號（台北：中外文學，2001.1）
曾秀萍，《孤臣_孽子_台北人——白先勇同志小說論》（台北：爾雅，2003）《中外文學》「永遠的白先勇」專號（台北：中外文學，2001.7）

 

作者小檔案

王盛弘，1970年出生，
畢業於輔大大傳系，曾任《聯合報》編輯，獲編輯金鼎獎，現任《中央日報》副刊編輯。創作專注於散文，曾獲台北文學獎文學寫作年、梁實秋文學獎、教育部文藝創作獎等十餘個獎項，並兩獲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出版補助，著有《桃花盛開》、《假面與素顏》、《一隻男人》、《帶我去吧，月光》等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