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我了解，國家文藝基金會的宗旨之一是頒獎給一些對台灣文藝有所貢獻的人士。今年的文學獎落在我身上，如果說這是肯定我對台灣文學有一些建樹，我自己認為這應該是指我在六○年代與一批志同道合的文友所創辦的《現代文學》雜誌而言。這本文學雜誌創刊於一九六○年，主辦人起初是由台灣大學外文系我的一班同學們為核心，如王文興、歐陽子、陳若曦、王禎和、葉維廉、李歐梵、劉紹銘、郭松棻、杜國清、戴天等人，後來撰稿人並擴及其他同世代的青年作家，像陳映真、黃春明、施叔青、李昂、七等生、李永平等，當時已成名的詩人作家如余光中、洛夫、鄭愁予、楊牧、姚一葦、夏志清、朱西寧、司馬中原也經常在《現代文學》發表作品。這本雜誌前後發行近二十年，在六○、七○年代對台灣文壇曾經產生不可抹滅的巨大影響。《現代文學》對台灣文學的貢獻，我認為應該有下列幾項：

一、有系統譯介引進西方「現代主義」經典作品及文學評論，對當時台灣文學界產生啟蒙作用。
二、鼓勵創新實驗，供給當時一批極富才情的青年作家一塊耕耘園地，後來多位成為台灣文學中堅的作家，《現代文學》乃是他們當年初試啼聲的場所，如三毛、李黎、劉大任、王禎和，他們的第一篇小說即發表於《現代文學》。
三、台灣大學中文系師生對《現代文學》亦貢獻良多，後期《現文》在柯慶明主編下，曾努力將中國古典文學研究與現代文藝思潮接軌。

如果說《新青年》在二十世紀初「五四」新文學運動中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我認為《現代文學》在六○年代台灣「現代主義」文學運動中，也有同樣推波助瀾的功效。六○年代發軔於《現代文學》或受其影響的多位作家、詩人，他們的作品豐富了台灣文學的傳統，開創了台灣文學一條嶄新的途徑。他們一些優秀的作品在台灣文學史，甚至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上都應該佔有一席之地。

「文學」兩個字，對我們當年來說應該是大寫的，是一種至高無上的精神追求，是我們安身立命的廟堂。對我個人而言，文學一直是一種宗教式的信仰，我相信文學是表現人性人情最動人的一種藝術，是一個民族心靈最深刻的投射。我們這個民族幸虧產生了屈原、杜甫、湯顯祖、曹雪芹這些文學大師，他們永垂不朽的作品，千百年來一直在滋潤著我們整個民族的精神與心靈，給予我們無限的安慰與溫暖。

文／王盛弘

白先勇總也不老。
集結了十四個短篇的《台北人》，以〈永遠的尹雪豔〉揭開序幕，該小說開宗明義便以一個鏗鏘的短句總結女主人翁：「尹雪豔總也不老」，逆反著米開朗基羅將生命自大理石塊中釋放出來，小說家以文字將尹雪豔團聚成形，三十八年後返顧，發現小說家半生盛名不墜，作品更超越肉身可望取得恆長的價值，該短句竟可以一如預知未來記事般地被援引。

今年國家文藝獎得獎人白先勇，儘管時常獲邀擔任文學獎評審委員，新生代作家更以自他手中接過獎座為榮，卻是首次因文學而得獎，雖然「我們叫作玫瑰的這一種花，要是換了個名字，它的香味還是同樣的芬芳」，但他不掩赤子之心，形容得獎心情，新鮮得好像大班的幼稚園生去領獎狀的開心、興奮。透過電子郵件，隱藏在信件後那小說家紅潤的童顏、爽朗的語氣，一疊聲的哈哈哈，成為了主旋律。

退休後寄情園圃

一九九四年，當白先勇發現自己不能再像初為人師時全心意投注於學生身上，他毅然決定自執教鞭二十九年的加州大學退休，定居美國聖芭芭拉。

退休後的白先勇，享受老圃生涯，統管前庭後院近七十株攀高至屋簷的茶樹，以及滿園子四時輪流開放的花木；同時為崑曲觀眾的開拓、劇本的整理、表演人才的培養而奔走；一本悲憫情懷，關心愛滋病的預防與治療，疾呼保障病患權益和疾病的去污名化；兼顧文學創作，在他供資料查考與文學寫作各自獨立的兩間書房間穿梭，時有散文面世，更令各界殷殷期盼的是，繼《台北人》（孤臣）、《孽子》（孽子）後，寫作歷程纏綿十數載的《紐約客》（逐客）系列已接近尾聲，同樣耗費多年的，是他的父親白崇禧將軍的傳記，也可望在近年收筆付梓。

白先勇位於聖芭芭拉隱谷的家購置於一九七三年。彼時，他按著報上地址驅車前去，因該區域三面環山，林木幽深，他還一度迷了路。房子隱蔽在草木之中，屋前一棵寶塔松，嶔崎磊落，屋後兩株中國榆，姿態宛若垂柳，白先勇看了很是喜歡，當天便下了定金。前屋主愛好草本，四處植的是葛藤，雛菊，罌粟，木槿，都不為白先勇所愛，偌大的院子獨力整理又稍嫌吃力，恰適當年暑假他的中學摯友王國祥自東徂西前去幫忙，清理出幾卡車的敗枝殘木，遍植白先勇最喜歡的各式茶花，又在後院西隅一處撤掉了鞦韆的空地上，種上三株義大利柏樹。

一天工作完畢，兩名有著十數年深厚情誼的朋友，啜飲杏子酒，大啖牛血李，蒸蟹呷蟹，好不愉快。如是者過了三十天，才終於將園子整理出大致的輪廓，奠下日後發展的基礎。如是者過了三十年，六、七十株茶花已經高攀至屋頂，義大利柏樹則從三、四呎高而怒長至六、七十呎。但一九八九年那三株義大利柏樹中間最高大的那一棵卻無端枯死，留下了難以彌補的天裂；旋即王國祥痼疾復發；又三年，溘然長逝。六年後，白先勇提筆，以〈樹猶如此〉描敘這一段異姓手足的真情至交，內斂的筆觸掩不住「人何以堪」的傷感，文章發表後，各界好評不斷，主要是感動於王白兩人情誼深厚真摯，也嘆服於白先勇白話散文功力精湛。

白先勇以一貫擁抱生命的熱情，雅好園藝，作品裡每能見草木芳華，以為配景，或是映襯人事、隱喻世情，文題中直接冠以植物名的，有〈我們看菊花去〉、〈那片血一般紅的杜鵑花〉。然而這幾年，當園子裡茶花開放得最繁盛的季節，白先勇卻往往正在旅途中，上海、香港、台北，為兩岸三地廣大的讀者演講、參加研討會，或更為人所熟知的：追著崑曲跑，人稱「有崑曲處，有白先勇」。

關注崑曲與愛滋病

崑曲又稱昆山腔、昆劇，是我國的古老劇種、聲腔，淵源於元代末葉，南戲流傳至江蘇昆山一帶，與當地語言及音樂交融，並經在地歌唱家顧堅的改良、推廣，到明初而有了「昆山腔」之稱，萬曆年間昆腔傳入北京，成為全國性劇種，稱為「京腔」，此時以至於清朝乾嘉共兩百餘年，崑曲獨步中國劇壇，《紅樓夢》元妃省親，曾點了四齣戲：《家宴》、《乞巧》、《仙緣》、《離魂》，便全是崑曲，賈府為此還赴姑蘇買了一班唱戲的姑娘回來。但時序來到民國，崑曲遽然沒落，幾至成為絕響，只靠了「崑曲傳習所」傳字輩藝人撐著。
「崑曲是最能表現中國傳統美學抒情、寫意、象徵、詩化的一種藝術，」白先勇指出，「能夠把歌、舞、詩、戲揉合成那樣精緻優美的一種表演形式，在別的表演藝術裡，我還沒有看到過，包括西方的歌劇芭蕾，歌劇有歌無舞，芭蕾有舞無歌，終究有點缺憾。崑曲卻能以最簡單樸素的舞台，表現出最繁複的情感意象來。」可知白先勇之愛崑曲，除了它的藝術價值，同時混融了民族主義情感，是他對維護並恢復中國傳統優美文化的主張的投射。

一九九二年在台北，來自美國的上崑名演員華文漪和史潔華聯袂演出《牡丹亭》，三個小時的版本連演四天，戲票銷售一空，國家劇院觀眾席上多半年輕人，其中百分之九十是第一回進劇院看崑曲，反應十分熱烈。這是崑曲在台的第一回正式演出，便是由白先勇全力策劃、宣傳的，他說：「大陸有一流的演員，台灣有一流的觀眾。」二○○一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首度將崑曲列為「口述及非物質人類文化遺產」，且居十九個項目之首，白先勇不僅以一個崑曲迷而高興，也以身為繼承了這個超絕的藝術形式的中國人而興奮溢於言表。

除了崑曲，愛滋病人是白先勇在文學之外另一個關注焦點。自一九八一年美國「疾病監控中心」（CDC）首度報導愛滋病例以來，二十餘年間，愛滋病自世紀末席捲到新世紀，蔓延情勢未曾稍息，台灣地區日前更被劃入高危險區，感染者年齡層劇降到國中學生。愛滋病在歐美首先大規模發作於男同志族群，反同性戀團體及個人遂將此病賦予了道德上的意義，稱此為男同志的「天譴」。其實，根據雞尾酒療法發明人何大一博士於千禧年訪台時公開指出，當時全世界仍存活的三千五百萬名患者中，因同性戀行為而感染的，不到百分之十。

愛滋病在美國舊金山開始爆發時，白先勇正在加州柏克萊大學擔任訪問教授，身在颱風眼，眼睜睜看著許多年輕菁英被捲進風暴，深深撼動了他，再加上目睹愛滋病遭受污名化的情形，白先勇發出了誠摯的呼籲：愛滋病是全球性的議題，莫再糾纏於「同性戀」、「異性戀」等對立的枝節上：「『愛滋病人』，除了愛滋病這個名詞外，不要忘了下面還有一個『人』字，我想強調的就是愛滋病人也是人，不能說得了愛滋病，人權及人性就都被抹殺。」身為一位有影響力的文學家，白先勇還強調文學的感情教育功能，文學界最關心的是人，可以藉文學喚起人的同情心。

成長於憂患重重的時代

對人的同情和瞭解，可說是白先勇作品的基調，他曾說：「我寫作，因為我希望將人類心靈中無言的痛楚轉變成文字。」他喜歡茨威格的《一個陌生女子的來信》，因為「他讓我明白，不管人的外表有多體面或多落魄，他們內心的掙扎都是一樣的，每個人都有著內心的痛楚」；他喜歡契訶夫，因為「他的小說充滿了對人的溫情和寬恕。對於小說的人物，他從沒有苛責，最多只有一點點的嘲諷」；若讓他選擇兩部最偉大的作品，他將自浩瀚書海中檢擇出《紅樓夢》與《卡拉馬助夫兄弟們》，因為「它們分別代表了佛教文化和基督教文化的最高境界」。自《寂寞的十七歲》、《台北人》到《孽子》一系列小說集裡的人物，玉卿嫂、王雄、娟娟、盧先生，以及那一群在最深的黑夜裡無家可歸的青春鳥，等等，無不具現了作者的悲憫胸懷。此種胸懷不是為文造作，而是發散自作者的底蘊，追本溯源，應該自他出生於一個憂患重重的時代說起。

一九三七年，日軍於北平西南郊舉行軍事演習，隨即砲轟宛平縣，中國守軍奮起抵禦，這是日本全面侵華的開始，未來八載，流血漂櫓，死傷枕藉。就在七七蘆溝橋事變爆發後的第四天，白先勇出生於廣西南寧，不足周歲即遷回老家桂林，排行第五，父親白崇禧是抗日名將，白先勇整個童年時光都浴於兵燹，見識了人性的虛弱。他流徙於桂林、重慶、南京、上海、漢口、廣州、香港，十五歲時來到台灣。

「五少」在桂林直住到六、七歲，據白先勇自述，廣西人的性格，比如蠻勁、烈性，影響他不少，直到現今，他默書時所用的，還是桂林話，作品裡，〈玉卿嫂〉、〈花橋榮記〉都以桂林當背景。遷至陪都重慶時，「五少」被診察出患了二期肺病，「童子癆」，這在當時幾乎是絕症，他被隔離開來，傭僕親戚都遠遠地躲著他，只有廚子老央為他講演義小說，《薛仁貴征東》、《薛丁山征西》、《隋唐演義》，老央能說善道，說得一個個故事都活靈活現，是白先勇的啟蒙老師，為他植入了一個中國俠義世界，《台北人》裡那些重情理講道義的軍人，隱隱然可以相呼應；說書重視對話，也種下了白先勇小說中對話活靈的種子，加上東奔西走，他能說桂林話，四川話，湖南話，廣東話，上海話，普通話，英語，巧妙運用於創作，人物性格、身份、出身，地方色彩，立馬浮凸而出。

抗戰勝利，白將軍率全家赴南京中山陵拜謁，（〈遊園驚夢〉裡知名的意識流描述，便也嵌進了謁陵的場面），白先勇曾撿拾一塊帶著血痕的彩石，成了他日後記憶南京的符碼。旋即赴上海虹橋路，養病一年有餘；遷居法租界畢勛路，復學就讀徐家匯南陽模範小學，成績優異；於上海時，閒逛南京路上的四大公司，到「大光明」看《亂世佳人》，「卡爾登」看「玉腿美人」蓓蒂葛蘭寶的《甜姐兒》，聽周璇〈夜上海〉、〈鳳凰于飛〉，後來，白先勇在大學時創作的首個短篇〈金大奶奶〉，《台北人》序曲〈永遠的尹雪豔〉，「紐約客」第一篇〈謫仙記〉，都寫進了這一組萬花筒也似的遊歷；課餘耽讀武俠小說，尤其著迷還珠樓主，五十餘本的《蜀山劍俠傳》，閱過數遍，（《孽子》裡某青春鳥嗜讀的，便也是這一套），武俠世界之外，愛鴛鴦蝴蝶派，或是徐訏、巴金，《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也是在這一段時間裡，他迷上了母親的繡像《紅樓夢》。 

與《紅樓夢》結緣，當在更早，大白先勇十餘歲的堂姊們收集香菸牌，上頭即有《紅樓夢》裡的人物，寶玉，黛玉，寶釵，王熙鳳，十二金釵，等等，待讀到文本，愛不忍釋，後來白先勇將此書推崇為「在中國文學創作的領域裡湧現出最高的一座山峰」，但是，他不免也喟嘆，「之後，我們民族的藝術創造力，似乎就再也沒有能達到這樣的顛峰」。《紅樓夢》與杜詩、李商隱詩、《金剛經》等書，一直以來是白先勇的床頭書。

第一次發表短篇小說

一九四九到五二年，白先勇人在香港，讀過九龍塘小學和喇沙書院，各占三年的一半時光，兩學校的中文老師同樣重視背書、默寫，用處很大，作文常被「貼堂」，鼓勵很大。

到了台灣，白先勇以英文一百分、數學三十分的成績插班建國中學，初中三年級時遇上第二位啟蒙師，教國文的李雅韻老師。李老師來自北京，常在報章雜誌發表文章，除了課文，每週還會撥出數個小時講授中國文學源流，自《詩經》始，而唐詩，而宋詞⋯⋯白先勇首次讀到李後主詞，「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師生都別有感懷。李老師鼓動白先勇投稿，他賈勇寄出，隨即刊登，於《野風雜誌》，一時顧盼自雄，頗為得意。李老師說：「你就寫下去吧，寫到二十多歲，你也是個作家了。」日後白先勇文名顯赫，文學史為他留一席之地，或許連李雅韻老師彼時也未曾預料到哩。

建中畢業，白先勇本可保送台大，但當時他有個浪漫的念頭，想到長江三峽築水壩，福國利民，遂與好友王國祥商議，一讀成大水利系，一進成大電機系，兩人合租學校外眷村一戶屋子。越一年，白先勇深感水利畢竟不是他衷心所喜歡，改投考台大外文系，翌年王國祥也參加轉學考，回返台北，讀台大物理系。

外文系一年級的導師是葉慶炳先生，一日，葉先生要同學寫個短篇，白先勇以為可以一展身手，一口氣交出了三篇。作業發下，左翻右翻，沒有任何評語，一時作家夢被驚醒了一半。日後葉先生被問起這一段過程，說：「我當初沒有用你的文章，是要先讓你產生挫敗感，這是寫小說的第一要件。」還未被驚醒的另一半作家夢，則受到夏濟安先生的賞識而茁壯。白先勇在成大時即曾在舊書攤上買過塵灰滿布、夏先生主編的《文學雜誌》，發現水準很高，在該雜誌發表作品遂成了他的心願。夏先生將〈金大奶奶〉登到《文學雜誌》上去，那是白先勇正式發表的第一個短篇。夏先生對白先勇的創作影響不小，他當時說的許多話，現此時看來，也還是適當的：「他覺得中國作家的毛病是濫用浪漫熱情，感傷的文字。」他鼓勵白先勇多讀毛姆、莫泊桑：「這兩個人的文字對你會有好影響，他們用字很冷酷。」

白先勇在〈《現代文學》的回顧與前瞻〉一文中，曾稍加整理出《現代文學》的幾項不可抹滅的貢獻：一，大的成就是小說創作。小說一共刊登二○六篇，作家七十人。六○年代崛起的作家，或深或淺都與《現代文學》有關係，自白先勇數起，王文興、歐陽子、陳若曦、叢甦、王禎和、施叔青、陳映真、七等生、水晶、於梨華、李昂、林懷民、黃春明、王拓、蔡文甫、子于、李永平等等。二，西洋文學的介紹。當時台灣對西洋文學相當陌生，《現代文學》做了引介的橋樑，詩、短篇小說、戲劇、論文，未曾偏廢，並以相當的篇幅譯介卡夫卡、喬埃思、湯馬斯曼、福克納等大家，喬埃思的小說經典《都柏林人》甚至全本譯出。三，現代詩的成就也很可觀。刊登兩百餘首，當時台灣的知名詩人一網打盡，藍星、創世紀、笠、星座等詩社健將都曾在《現代文學》發表。第四十六期楊牧主編「現代詩回顧專號」，回顧台灣過去二十餘年現代詩發展，用力頗深。四，中國古典文學的研究。四十四、四十五期曾製作「中國古典小說專號」，對中國古典小說作了全盤的研究，夏志清頗受矚目的《中國古典小說》一書，幾乎全部譯出刊登。而此書遲至今日台灣仍未有中文版。除此，本國批評家，如夏志清、顏元叔、姚一葦、林以亮的評論文章都曾在《現代文學》發表。

《現代文學》貢獻不能抹滅

外文系讀到二年級，一日，由白先勇、陳若曦、歐陽子等人組成的「南北社」到陽明山遊玩，回程，白先勇喃喃：「真希望我們這些人，能在一起辦同一件事，比如辦一份報紙，或一份雜誌。」隔年，白先勇當選社長，致詞時，再度地，正式提出合辦一份雜誌的構想。時當一九六○年，《現代文學》創刊，創刊號上，白先勇發表兩個短篇：〈玉卿嫂〉、〈月夢〉，日後寫作的主題大致已經定型，也就是「生老病死，一些人生基本永恆的現象」。一九七三年間，經濟實在拮据，白先勇自美寫信回台給當時編輯柯慶明，宣布《現代文學》暫停出刊，柯慶明回信引了白居易的詩：「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婉轉多情，白先勇則回他以：「待從頭，收拾舊山河，朝天闕。」慷慨激昂。《現代文學》一辦十三年，共出版五十一期。

此次獲頒國家文藝獎，電子郵件中白先勇不提自己超絕的文學成就，反倒放眼《現代文學》的影響，他說：「我對這個獎比較嚴肅思攷的一面是：如果這個獎肯定我對台灣文學的貢獻，應該指我及我那一代志同道合的文友在六○年代創辦了《現代文學》這本雜誌，這本文學雜誌的確替台灣文學開創了新的文風，培養了整一代才情極高的作家，他們的作品改變了台灣文學的面貌，其影響在台灣文學史以及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上都是舉足輕重的。這個史實還沒有人好好研究，但卻是無法否認的。」

前面四分之一個世紀的遷徙流離，經母喪的人天永隔，去國他鄉的激化，文化鄉愁日熾，加上寫作技巧漸趨圓熟，終於催化出更龐大的意圖，一九六五年白先勇開始了「台北人」和「紐約客」兩個寫作計畫，各繳出首篇：〈永遠的尹雪豔〉和〈謫仙記〉，發表在《現代文學》第二十四、二十五期。同年，白先勇獲碩士學位後，赴加州大學聖芭芭拉分校東亞語言文化系講授中國語文，一教二十九年，至一九九四年退休。

白先勇平日遲睡晏起，早上不能教書，系主任愛才，將他所有的課都從下午兩點鐘開始排，平日約自晚上十點鐘一直到天亮，是最好的寫作時段，就這樣三更燈火五更雞，直寫到一九七一年，《台北人》宣告完成。十四個短篇，白先勇都企圖以不同的方式呈現，其中〈遊園驚夢〉四易其稿，第五個版本才定案，文裡意識流的一段精彩描寫，開台灣文壇類似技法的先聲。末篇〈國葬〉寫於大冬天十二月，熬了通宵直寫到結尾也是個謁陵的場面，寫完，早上八點鐘，加州的陽光很亮，白先勇擲筆，往海邊慢慢散步而去，心裡有很深的感觸，一方面是完成了一件事，同時有失落感，知道它將離自己而去。

《台北人》出版後，各方面議論很多，其中以歐陽子用新批評的論點寫成的《王謝堂前的燕子—〈台北人〉的研析與索隱》最能夠貼近創作者。歐陽子認為《台北人》的表層鎖鍊有二：「他們都出身中國大陸，都是大陸淪陷後，隨著國民政府撤退來台灣這一小島的」、「他們都有過一段難忘的『過去』，而這『過去』之重負，直接影響到他們目前的現實生活」。內層鎖鍊則有三點：「今昔之比」、「靈肉之爭」、「生死之謎」。散文家、美學家余秋雨則歸納出四點特色：直取人生真味、隱含歷史魂魄、契入文化鄉愁、回歸藝術本位。此書出版後，獲文建會與《聯合報》副刊評選為「台灣文學經典名著」三十本之首，亞洲週刊評選為「二十世紀中文小說一百強排行榜」名列第七，兩岸三地各種版本紛陳，風行逾三十年而不息。寫出扛鼎之作
一九六三年，母親病逝，白先勇深感覺到「人生之大限，天命之不可強求」，依回教儀式，白先勇走墳四十天，第四十一天登機飛美，直到一九六六年父親過世，他才再度踏上台灣的土地。

受當時美國新聞處處長麥卡瑟的鼓勵推薦，白先勇進入愛荷華大學「作家工作室」。「作家工作室」由聶華苓的夫婿保羅安格爾創立。在愛荷華，除了小說藝術，技巧、形式等的修練，同時他作思想、情感的自我反省。初到美國一年，創作竟全無進展，一個聖誕節假期，他到芝加哥，一個人住在密西根湖邊的小旅館裡，「有一天黃昏，我走到湖邊，天上飄著雪，上下蒼茫，湖上一片浩瀚，沿岸摩天大樓萬家燈火，四周響著耶誕福音，到處都是殘年急景。我立在堤岸上，心裡突然起了一陣奇異的感動，那種感覺，似悲似喜，是一種天地悠悠之念，頃刻間，渾沌的心景，竟澄明清澈起來，驀然回首，二十五歲的那個自己，變成了一團模糊，逐漸消隱。我感到脫胎換骨，驟然間，心裡增添了許多歲月。」

回到愛荷華，白先勇重提起了筆，寫下〈芝加哥之死〉，時在一九六四年。論者以為，這是他的轉型之作。

永遠的白先勇

今年年初，白先勇的唯一長篇小說《孽子》改編成電視劇，在公共電視首映，由曹瑞原導演，集結一批新生代偶像與硬底子老牌演員，以同性戀主題而進駐八點檔，引起社會各階層廣泛注意，鎂光燈再度聚焦於白先勇身上。

同性戀一直是白先勇筆下小說世界重要的題材，從〈月夢〉、〈青春〉、〈寂寞的十七歲〉、〈孤戀花〉、〈滿天裡亮晶晶的星星〉、《孽子》，以至於近期的〈Danny Boy〉、〈Tea for Two〉，白先勇說：「我想從同性戀拓展到整個人生，我對人生時間過程特別敏感，很年輕時，就感到青春和美的短暫」，「《孽子》的主題不在同性戀愛，而是在他們的家庭、命運」，說到底，吾道一以貫之，他所寫的，還是人性和人情。

曾秀萍站上巨人的肩膀，以「孤臣，孽子，台北人」為《孽子》提出幾個向度的意義解讀：「一，不論在台灣或其他地區的同志文學中，白先勇之作獨樹一格之處，便是對父子之情的留心與著墨。」「二，呈顯同志漂泊流亡、失根無援的處境。」「三，凸顯同志小說在白先勇創作歷程中所代表的地位與轉折。」「四，標示白先勇本人多重的身份認同：一為移居島國的將相之後，對父執輩『孤臣』，及『孤臣』所忠的『祖國文化』高度認同；二是『操危慮深』的同志作家；三則傳達作家對台北的特殊記憶與依戀之情。」

比較起《台北人》的光芒耀眼，白先勇說，二十年前《孽子》出版後，「那時候台灣社會好像不知如何對待這本『怪書』，先是一陣沈默，後來雖然有些零星的言論，但也沒能真正講中題意。要等到九十年代，有關《孽子》的評論才漸多起來」，《孽子》的命運，其實正映現了台灣社會對同志議題的態度轉變，放大來講，則是整個社會的轉變。

也因為社會的不斷遷變，白先勇的作品在不同的時期得以被賦予不同的意義，受不同的族群所珍愛，為不同的學派所熱中解讀。梅家玲指出，從《寂寞的十七歲》鵲起，為夏志清稱譽，「憑他的才華與努力，將來應該是中國文學史上的一位鉅人」；《台北人》問世，評論界正反攻守都可以不管，但它還「曾觸動多少感時憂國者的心弦」；《孽子》披露了一個黑暗王國，解嚴後，女性主義、同志論述都能從其中攫獲所需；加上白先勇本人「強烈的人道關懷、將門之後的出身背景與男同性戀者的性別身份，使得他對於半世紀以來的家國滄桑及同性戀者的徬徨求索體驗獨深，成就了小說文本內蘊的豐厚深廣，因而，即或是詮釋路線或意識型態不同的論者，都能從中開發出各有千秋的觀照面向」；不能忽視的，還有他的作品不斷改編成電影電視舞台劇，知名度與影響力深入普羅大眾，可以想見，即將面世的《紐約客》和白崇禧將軍傳，將又會帶來另一波白先勇熱。

白先勇，既具古典的光澤，又有新時代的精彩，如舊又如新，白先勇總也不老。

參考資料
白先勇，《驀然回首》（台北：爾雅，1979）
白先勇，《第六隻手指》（台北：爾雅，1988）
白先勇，《寂寞的十七歲》（台北：允晨，1989）
白先勇，《孽子》（台北：允晨，1989）
白先勇，《樹猶如此》（台北：聯合文學，2001）
白先勇，《台北人》典藏版（台北：爾雅，2002）
劉俊，《悲憫情懷》（台北：爾雅，1995）
《中外文學》「永遠的白先勇」專號（台北：中外文學，2001.1）
曾秀萍，《孤臣_孽子_台北人——白先勇同志小說論》（台北：爾雅，2003）《中外文學》「永遠的白先勇」專號（台北：中外文學，2001.7）

 

作者小檔案
王盛弘，1970年出生，
畢業於輔大大傳系，曾任《聯合報》編輯，獲編輯金鼎獎，現任《中央日報》副刊編輯。創作專注於散文，曾獲台北文學獎文學寫作年、梁實秋文學獎、教育部文藝創作獎等十餘個獎項，並兩獲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出版補助，著有《桃花盛開》、《假面與素顏》、《一隻男人》、《帶我去吧，月光》等書。

《寂寞的十七歲》短篇小說集
一九五八年白先勇就讀於台大外文系一年級，在夏濟安先生主編的《文學雜誌》上發表〈金大奶奶〉，這是白先勇第一個公開發表的短篇小說，〈入院〉（後更名為〈我們看菊花去〉）也在該刊登出，緊接著〈悶雷〉見於《筆匯》革新號一卷六期；一九六○年，白先勇和他的級友歐陽子等人創辦《現代文學》雜誌，創刊號中以筆名發表兩個短篇：〈月夢〉和〈玉卿嫂〉，隨後，本書其餘篇章皆首見於《現代文學》。一九七六年本書集結出版，遠景出版公司印行，一九八九年轉至允晨出版社。自〈金大奶奶〉至〈那晚的月光〉（原名〈畢業〉）計十一篇為白先勇在台灣時所作，一九六三年母喪，赴美，入愛荷華大學作家工作室，歇筆兩年，喪母、去國他鄉，加上大量且深入閱讀西洋文學、揣摩創作技巧，終於交出〈芝加哥之死〉，夏志清稱此文「在文體上表現的是兩年中潛心修讀西洋小說後的驚人進步」，而「象徵方法的運用，和主題命意的擴大，表示白先勇已進入了新的成熟境界」，是轉型之作，隔年而有了垂名文學史的「台北人」及「紐約客」系列短篇小說寫作計畫，夏志清在此書代序〈白先勇早期的短篇小說〉中指出，「白先勇是當代短篇小說中少見的奇才」，「從五四運動到大陸變色以前這一段時期的短篇小說，我倒讀了不少，我覺得在藝術成就上可和白先勇後期小說相比或超越他的成就的，從魯迅到張愛玲也不過五、六人。白先勇才三十歲，還沒有寫過長篇，憑他的才華和努力，將來應在中國文學史上占一個重要的地位」。一語中的。千里馬與伯樂，相互輝映。

《台北人》短篇小說集
本書收十四個短篇小說，一九七一年由白先勇和七弟白先敬創辦的晨鐘出版社印行，一九八三年轉爾雅出版社。首篇〈永遠的尹雪豔〉寫於一九六五年，終章〈國葬〉完成於一九七一年，前後歷時近七年時光，除〈秋思〉刊於《中國時報》，餘皆發表於《現代文學》。《台北人》是白先勇的扛鼎之作，各界交相讚譽，獲《聯合報》副刊與文建會聯合評選為「台灣文學經典名著」三十本之首、《亞洲週刊》評選「二十世紀中文小說一百強排行榜」名列第七、入選一九九五年北京人民出版社評選「百年百種優秀中國文學圖書」。本書「紀念　先父母及那個憂患重重的時代」，卷首引劉禹錫〈烏衣巷〉：「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為全書定調。歐陽子以《王謝堂前的燕子》專書為《台北人》「研析與索隱」，新批評的解讀法，體貼作者用心，同獲好評。喬志高為《台北人》英譯本所寫的序〈世界性的口語〉中，指出：「對於他筆底下的人物—這些生活在自己同胞中間的謫客—白先勇儘管毫不畏縮、嚴密的觀察，卻並不表示任何指責或不滿的態度。他對他們在巨變之後生活方式上的依然故我—或依然故樂—毋寧視之為生命的一種高度反諷；對他們的沈湎於往日的或真或幻的光榮（也可說過去的一切如影隨形地跟蹤著他們）也未嘗不寄予深厚的同情。他所寫的既非社會史也非政治史，而是福克納所說的『人心的自我掙扎』的歷史。」正是白先勇一向出之以「悲憫情懷」而關心的「人性與人情」。

《孽子》長篇小說
一九七七年《現代文學》復刊號第一期上開始連載，一九八一年由新加坡《南洋商報》全本連載完畢，越二年出版，遠景出版社印行，一九八九年改由允晨文化出版，題獻辭：「寫給那一群，在最深的黑夜裡，獨自徬徨街頭，無所依歸的孩子們」。本書在一九八六年曾改編成電影上映，一九九七年以英文版改編成舞台劇在哈佛大學亞當斯戲院上演，二○○三年公共電視改編成二十集八點檔連續劇，各方矚目。同性情誼是白先勇小說中的重要元素，從早期的〈月夢〉、〈青春〉、〈寂寞的十七歲〉、〈孤戀花〉、〈滿天裡亮晶晶的星星〉，以至於近期的〈Danny Boy〉、〈Tea for Two〉，都有深刻的描繪，唯一的長篇小說《孽子》更是其中集大成者，寫的雖是台北市新公園這個「黑暗王國」，但是感染力超越地域與族群，獲得普遍的共鳴，比如本書法文版面世後，受到熱烈的、毫不保留的讚譽，尹玲報導指出，書評家雨果．馬爾桑認為《孽子》「喚醒我們的自我那最原始的深邃之處，因為閱讀在此已不再是『消遣』，而是以一種強烈的光照亮我們心底深淵」，「馬爾桑以『令人震驚』形容《孽子》，它有傳奇故事的緊張、強烈，卻無強加的樂觀結局；雖然描述人性被破壞、被蹂躪的一面，但並不劃分劊子手和受害者、好人和壞人、拯救者和懺悔者之間的界線，而且也不挑起任何報復的慾望、這是罕見的作品之一」。

《遊園驚夢》舞台劇
白先勇的創作除了小說、散文之外，還有《遊園驚夢》、《金大班的最後一夜》等多種劇本，其中《遊園驚夢》出版於一九八二年。短篇小說〈遊園驚夢〉寫於一九六六年，十三年後香港大學黃清霞教授首度將其搬上舞台，「導演手法新穎，觀眾反應熱烈，演出相當成功。」此次成功演出促成一九八二年白先勇親手編劇、製作，搬上舞台，他在〈三度驚夢〉一文中曾回憶道：「那次在台北國父紀念館的十場演出，盛況空前，是我一生中最值得懷念的經驗之一。我記得演到第六天的時候，颱風來襲，臨晚傾盆大雨，而觀眾看戲的熱情絲毫不為風雨所阻，千多把雨傘蜂擁而至，國父紀念館內連走廊都坐滿了人，那種景況，令人難忘。」一九八八年「三度驚夢」於廣州、上海，由廣州話劇團、上海崑劇團、上海戲劇學院等聯合演出，同年此劇登上香港舞台。余秋雨說：「無論是小說還是劇本，白先勇的《遊園驚夢》都呈現了真正的大家手筆。一般說來，白先勇的作品再好，也很難用得上恢弘一詞，然而《遊園驚夢》卻顯然有一種內在的恢弘氣韻。究其原因，也就是在折疊時間上表現出了特殊的深廣度。一是它跨越時間的寬度，二是它涵蓋社會人物的廣度，三是它借助於女主角所體現的對歷史滄桑感的敏感度和強烈度，四是它借助於崑曲藝術的盛衰所描畫的滄桑意像的完整度和和諧度。這幾個方面匯聚一體，作品便有了一種非凡的張力。」

《樹猶如此》散文集
二○○二年聯合文學出版社印行，卷首題「紀念亡友王國祥君」，書分三輯：第一輯「散文、論文」，收與書題同名的文章等十五篇。一九九九年初，白先勇在《聯合報》副刊發表長篇散文〈樹猶如此〉，雙線寫他於一九七三年在美國聖芭芭拉隱谷購屋、整頓庭園，以及他與至交王國祥近四十年死生與共的情誼，此兩條線索互相滲透、指涉，終於融為一體；文雖題以「樹猶如此」，掩不住的畢竟還是「人何以堪」，文章見報後，轟傳華人藝文圈，讀者自以為一窺白先勇鮮少提及的情愛這塊領域，並深為其真摯、誠懇而感動；同時，白先勇長期隱於小說創作盛名之下的白話散文功力備受肯定，既精鍊而又富有感染力，沈穩卻煥發出活潑的神采，內斂更醞釀了爆發力，準確、典雅、具有創造力。本輯有許多懷舊文章，如「感懷姚一葦先生」、「憶一九八七年在南京觀賞張繼青《三夢》」、故鄉尋根、回憶上海童年等等，時代光影顯影於筆下，白先勇曾說：「我的確很懷舊，中國文學的特色就是『老』。」可在其中找到例證。輯二「演講、訪問、對談」，議題遍及文化生活各個層面，文學主張、文化觀察、美學體驗、表演藝術等等，相關題目白先勇文章中每每提及，然而每次他一現身，仍然吸引一大批聽眾、觀眾，個人魅力十足。輯三「關懷愛滋」，愛滋病是白先勇長期關心的議題，〈世紀末最大的挑戰〉論「愛滋病對人類的襲擊」，全方位地談愛滋病的威脅，而逐漸將焦點收納於亞洲、台灣，並實際提出四個加強防範的方案，具體可見白先勇並非關在象牙塔裡的文學家，而是以其作品、行事實踐其心性的人道主義者。